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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对话 ：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传播实践的多维审思

元英 林九岑 张文丽

摘要：不断迭代的传播技术为共青团组织传播实践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对话理论，探讨当前共青团组织传播实践的多维困境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共青团组织正面临传播供需失衡、情感联结断裂、平台生态错位、技术赋能迟滞等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科层传播惯性与平台社会冲突、信任关系解构与参与网络断裂、注意力争夺与传播效能悖论。研究建议，共青团组织应构建“共享、共情、共识、共融” 四位一体的协同传播路径，通过信息共享构建对话基础，借助情感共鸣建立信任纽带，依托共识达成实现价值引领，运用技术共融延续对话活力，从而推动共青团与青年建立更加深入持久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对话理论 共青团新媒体 组织传播

在新媒体与移动互联技术深度融合的传播革命中，信息传播范式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 、无人不用 ，导致舆论生态 、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ChatGPT 到 DeepSeek ，大模型驱动的 AI 技术革命正在持续重塑传播格局。在这一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对青年的政治引领工作也面临双重考验： 既要应对传播权力离散化带来的权威消解挑战，又需把握技术赋权创造的青年动员机遇。2025 年2 月，共青团宣传部长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矩阵作用，认真分析青少年思想和心理特点规律，全力维护青年领域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努力成为青年投身发展的“推进器” 、青年社会心态的“晴雨表” 、青年精神世界的“风向标” 。这迫切需要共青团新媒体从传播学与青年研究的交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新技术环境下“对话”新青年的路径机制，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切实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重要职责。

一、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对话青年的多维困境

智能传播技术的迭代和青年文化生态的演变正重塑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的对话模式。尽管共青团新媒体矩阵已实现规模化覆盖，但在传播供需、情感联结、平台生态、技术适配等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矛盾，这既归因于组织惯性与青年需求的脱节，也体现了传统传播逻辑与数字社交规则的冲突。

1 ．传播供需失衡：单向输出与青年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共青团新媒体账号是政务新媒体的组成部分，其传播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为顺应新技术环境需求而进行的政治传播活动。据《山西日报》报道，截至 2025 年 5 月，仅山西共青团全省团属新媒体账号已吸引超 1400 万青年“在线集合” ，可见共青团新媒体在凝聚青年奋进力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当前部分团组织的新媒体传播呈现出显著的供需错位特征，主要表现为“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传播倾向。在内容供给方面，当前共青团新媒体传播体系除了发布党政要闻和政策法规解读外，未能有效覆盖青年群体在职业发展、心理健康、文化娱乐等领域的个性化需求，导致服务供给与青年实际诉求出现结构性脱节。在传播方式方面，仍以传统官方渠道的单向输出为主，缺乏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难以适应当代青年的信息获取习惯。特别是在算法推荐机制盛行的新技术环境下，青年群体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对体制内的传播渠道产生疏离感。这种供需矛盾要求共青团组织必须突破“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转向“精准滴灌” 的传播策略，构建更加场景化、分众化的对话体系，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 ．情感联结断裂：代际共情与政治传播的脱嵌性叙事。根据团中央统计数据，截至 2023 年 8 月，共青团已依托新技术平台构建起覆盖广泛的互联网传播矩阵：在传统组织体系基础上，建成包含 3 万多个账号的国内最大规模网络新媒体矩阵，粉丝总量突破 8 亿，全面入驻微博、微信、B 站、抖音、快手等 26 个互联网平台；全团新媒体账号年阅读量逾 370 亿次，重点产品单期观看量超 5000 万人次，团中央新媒体账号体系日活用户达 1500 万量级。基于对全国省级共青团新媒体账号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群体的对话困境，部分归因于政治传播情感符号系统的代际断裂。

当下青年群体通过短视频、互动游戏等沉浸式场景构建了全新的符号认知体系，其情感体验从单向接收转向多维互动。然而，共青团组织仍习惯于使用传统政治话语框架，情感表达相对生硬，对青年情感元素挖掘不够深入，传播形式灵活性不足，常以“宏大叙事”覆盖个体经验，导致传播情感和温度的缺失，难以使青年形成有效的情感共振。这种疏离的核心在于符号表达与意义理解的代际错位：当“奉献精神”停留在事迹陈述而缺乏个体化叙事时，这种抽象化的表达难以激活青年的情感回路；当“奋斗”停留在口号式表达而未转译为青年熟悉的具象符号时，这种政治话语与青年文化语境就形成了认知隔阂。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叙事节奏的时空脱嵌，青年群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形成了“3 秒代入、15 秒共情”的响应惯习，已经习惯接受具备强烈的场景感与情感冲击力的传播内容。然而，传统宣传模式往往采用线性的叙事结构，难以嵌入碎片化、即时性的青年社交传播生态，导致情感共鸣脱嵌。这种脱嵌不仅削弱了传播效能，更使青年人对主流传播渠道心生疏离，转而投向自媒体构建的“ 情感茧房”。

3 ．平台生态错位：主体性消解与对话机制的重构挑战。 中华文明“以对话立本”的交往智慧、“礼尚往来”的互动传统与“阴阳互需”的辩证思维，为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对话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面向全国7904 名高校大学生开展的一项网络媒介使用调查发现：青年群体在 B 站、抖音等去中心化平台构建的“数字部落” ，本质上是以趣缘关系为纽带的对话共同体，其互动模式呈现出“去权威化—强参与性”特征。调研数据还显示，68.4%的受访大学生日均网络接触时长达 3～8 个小时，社交平台（98.3%）与音视频平台（72.9%）是主要的信息接触渠道。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部分基层团组织仍固守微信公众号平台，以科层制思维复制现实权力结构，导致传播场景与青年生活场景形成“ 系统世界” 与“ 生活世界” 的割裂。这种割裂不仅造成留言区沉寂、互动氛围匮乏的表层现象，更折射出青年主体性在传播流程中的系统性消隐：当政策解读固守“专家—青年”的单向传输模式，实则是将“ 阴阳互需” 简“ 阳主阴从” ；当活动策划缺乏青年主导的圆桌讨论，

“ 礼尚往来” 则退化为“ 礼至无往” 的形式空壳。这种对话机制的失衡，体现了青年在现实传播中往往被预设为“被教育者”而非“知识共建者” 。此外，本研究团队通过共青团课题开展深入访谈发现，约六成受访大学生 日均使用去中心化平台超 2小时，其中近七成认为 B 站、抖音等平台的互动性显著优于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截至 2025 年 6 月，团中央 B 站账号发布的现象级作品《兰陵王入阵曲》播放量高达 2473 万人次，这正是由于其打破了传统角色定位：青年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内容生产者，千军万马的鼓乐不再是静态的历史符号，而是成为青年重述文化记忆的情感介质。这印证了多渠道对话和参与式传播对青年文化基因的激活效能，即当青年从“对话客体”转为“对话主体” ，青年的声音才会被充分倾听和重视。因此，重构对话机制的关键在于重建“理想沟通情境” ，形成平等对话的传播生态：既需在去中心化平台建立青年赋能的“ 文化议事厅” ，更要通过算法伦理创新，将平台流量分配机制与“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相融合，使数字时代的“礼尚往来”实现精神交往的对称性。

4 ．技术赋能迟滞：组织惯性与协同发展的适配难题。共青团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协同困境，本质上是技术革新与组织惯性的结构性冲突。作为青年成长服务的核心主体，其发展效能应遵循“组织—技术—文化”的协同进化规律，但在实践层面却呈现出组织学习的迟滞性、技术嵌入的表层化、文化转译的失能性。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共青团系统微博、微信平台粉丝总量已突破千万量级，持续领跑政务新媒体阵营；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24年度全国政务微博影响力排行榜》数据显示，共青团中央以传播力 90.22 分、服务力 55.73 分、互动力 84.36 分、认同度 86.43 分的综合表现位居第三，影响力巨大。值得关注的是， 团中央“团团微就业”等平台以直播技术深度赋能传播工作，举办“ 千校万岗·直播送岗位” 专场活动，创造百万级交互场景；但是，基层团组织的技术应用大多仍停留在“工具替代”阶段，将直播降维为传统会议的线上延伸，而非重构“ 技术—服务—青年” 的价值链。这种技术脱嵌现象暴露了科层制组织在适应技术革命时的路径依赖，以“物理叠加”替代“化学融合” ，导致算法推荐、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难以转化为精准服务能力。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青年文化转译机制的系统性缺失。当“Z 世代”通过虚拟偶像、二次元创作构建新的意义生产体系时，部分团组织仍将青年文化简化为流行符号的机械挪用，未能理解其背后的话语转换逻辑。这种认知反差使技术应用陷入“ 创新悖论” ：投入越多数字工具，与青年的精神距离反而越远。例如，某些团组织模仿“直播带岗”形式却保留会议式宣讲，未能为青年就业提供有效支持，其本质是将“ 工具理性” 凌驾于“ 交往理性” 之上。

二、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对话青年困境的生成

逻辑置身于平台社会与科层组织的碰撞中，共青团组织对话青年的挑战重重：科层制传播的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的结构性流变以及算法霸权引发的价值异化，共同构成了共青团与青年对话困境的深层动因。

1 ．传播权力失衡：科层传播惯性与平台社会冲突。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看来，共青团与青年群体的对话困境本质上归因于科层制传播权力的三重异化。首先，组织传播的“策略性行动”属性与平台社会要求的“交往理性”尚不能有机交融。共青团传播体系深嵌于科层制架构，其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程式并不契合“Z 世代”的“拼图式解码”习惯。当行政话语无法有效转译为青年话语时，共青团传播就会陷入“ 沟通扭曲” 困境。其次，制度性模仿导致对话行为的“ 去意义化” 。地方共青团的内容生产受制于“模板复制”机制，形成“省级—市级—高校”的复制传播链条。这种模仿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压制，使本应具有主体间性的对话沦为机械重复的“ 套娃效应” 。这种缺乏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的传播，必然导致青年用户的审美疲劳和认同危机。最后，技术时滞性折射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耦合障碍。共青团宣传体系的技术迭代往往滞后于主流平台，互动功能停留在“点赞—转发”的基础层面，这种技术代差不仅导致账号运营陷入追赶式创新的怪圈，也制约了青年用户的平台黏性，进一步加剧了对话效能的衰减。

2 ．社会资本流变：信任关系解构与参与网络断裂。数字社交生态重塑了青年群体的交往方式，也对传统的强关系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微信、微博、抖音等不同平台割裂了青年群体的行为数据，使共青团组织难以准确把握青年需求，进而影响了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当多维度的用户行为数据无法实现有效整合时，共青团组织与青年之间的信任转化就会受阻。单向传播方式进一步造成“ 传播—反馈”机制的失衡，会持续弱化青年参与网络的连接强度，最终演变为系统性互信危机。这一危机与青年文化场域和主流话语体系间的符号转换壁垒密切相关。传统“宏大叙事”的宣传方式导致垂直化议题设置与青年多元化诉求的严重错位，进而造成组织传播内容与青年情感结构的适配失衡。更为关键的是，当制度化传播难以唤起情感共鸣时，文化认同就会相应减弱；而文化认同的弱化又会进一步削弱参与网络的凝聚力，最终青年群体参与网络在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双重缺失中不断走向松散化。

3 ．平台算法博弈：注意力争夺与传播效能悖论。平台资本的算法霸权重构了政治传播的底层逻辑，使共青团组织陷入“算法适配”与“价值传递”的双重困境。在注意力经济场域中，算法的即时反馈机制（如点赞率、互动时长等）催生了传播短期主义，导致意识形态内容陷入“数据锦标赛”的恶性循环。在此环境下，基层共青团新媒体账号面临结构性压力：在横向上，既需与地方政务账号、高校账号争夺有限的团员注意力资源，又要抗衡商业机构的专业化内容生产优势；在纵向上，平台算法对中央级账号的权重倾斜，加之“政治敏感性过滤”机制，导致基层共青团新媒体账号的传播势能显著弱化。这种多维度挤压催生了“ 创新内卷” ，形式迭代速度远超价值沉淀效率。尽管共青团已实现 B 站、抖音等多中心化平台布局，却仍难以突破平台资本建构的流量圈层壁垒。 当主流话语仍在适应既有算法规则时，青年群体已通过加密社交、虚拟身份等路径实现话语权的“再中心化” 。这种传播效能悖论折射出更深层的价值冲突：平台经济的注意力收割逻辑与政治传播的价值沉淀需求间存在反向张力，共青团组织难以适应数字公共领域的话语权生态，促使青年群体的表达诉求转向替代性公共空间。

三、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对话青年的实践路径

共青团组织在新媒体传播实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主流价值传播与青年群体覆盖方面表现突出，但在智能算法运用和互动模式创新等方面仍面临转型挑战。笔者基于对话理论框架，构建了“共享—共情—共识—共融”的四维协同传播路径， 旨在突破传统单向传播的局限，通过强化青年主体地位，最终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群体之间的良性对话格局。

1 ．共享： 团青“双向赋能”的对话创新。作为兼具官方政务传播和主流文化引领双重职能的组织，共青团在新媒体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传播特征：一是依托主流媒体官方信源，深入解读党政要闻和政策法规；二是着力提升青年政治素养，将党的执政理念内化为青年的责任伦理与家国认同。面对新媒体环境的生态变革，共青团组织正积极探索传播模式转型，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赋能” ，从工具理性的“我—它”关系转向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例如， “ 青春江西” 在小红书平台的运营实践就是典型案例。该账号运用图文卡片、短视频Vlog 、互动话题等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将红色教育创新转化为“研学攻略”的沉浸体验，深度契合青年群体画像与内容偏好，通过弹幕互动建立情感联结，获得超过 500 万次的点赞。这一成功实践表明，精准捕捉青年群体的信息需求，深度融入青年传播生态与网络社群文化，在趣缘社群中构建“ 参与式传播”场景，能够有效促进主流话语体系与青年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融合，从而推动青年数字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2 ．共情： 团青“同频共振”的情感联结。对话理论认为，情感不仅是信息交互的副产品，更是建构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共青团组织在数智化传播实践中，通过“符号情感化”策略精准捕捉青年群体追赶潮流、维护权益、致敬榜样等情感诉求，巧妙地将青年个体认知转化为集体认同。例如，在内容创新层面，共青团中央在 B站联动虚拟偶像洛天依发布歌曲《天行健》，通过传统文化符号与二次元视觉元素的融合创新，借助视觉化叙事激发青年爱国热情，截至 2025 年 6 月，其播放量已高达 421 万人次。弹幕中“看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金句的密集出现，不仅折射出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更印证了传统符号青年化转译的显著成效。在平台构建方面，“ 网络青晚” 项目实现了 COSPLAY 、国风音乐、电竞等多个青年文化圈层的跨界联动，既展现了青年文化创造力，又搭建了主流价值与青年文化的对话空间。在此过程中，青年群体通过转发分享、二次创作等参与式传播行为，完成了从情感共鸣到价值内化的传播仪式。这些创新实践表明，要突破新媒体时代的圈层壁垒，关键在于构建“内容创新—平台构建—参与深化”的情感传播闭环，依托情感符号在趣缘社群中培育“情感共同体” ，通过 UGC 机制将青年从信息接收者转变为情感生产者，完成从“ 概念灌输” 到“ 情感共振” 的范式转换，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主流价值与青年文化的共振。

3 ．共识： 团青“同心同行”的价值构建。在对话理论的框架中，共享是对话的内容，共情是对话的手段，共识则是对话的目的。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需打破传统权力关系模式，建构基于数字交往理性的对话机制：在话语层面，实现从“独白式宣传” 到“ 对话式沟通” 的转变；在制度层面，建立试错容错的创新激励机制；在技术层面，构建适配青年数字惯习的传播基础设施。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交往理性空间，使政治传播重新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这一实践逻辑在重庆共青团“ 互联网+” 实践中得到深化拓展。该组织通过构建市、区、基层三级联动的新媒体传播体系，广泛征求青年建议，深度挖掘青年需求，确保传播链各节点嵌入青年主体性表达；创造性地将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政策文本转化为原创漫画、表情包、动漫等青年文化符号，采用符合移动传播规律的碎片化推送策略，实现主流价值对青年数字生活的浸润式渗透。这种“深耕数字土壤，培育青年话语”的传播智慧既延续了基层共青团可视化传播与柔性教育的优势，更通过组织体系创新实现了传播声量的指数增长。在此过程中，青年意见的实时反馈转化为工作策略的动态调适机制，多元观点在协商对话中达成最大公约数，构建起开放包容的共识空间。可见，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说情境”在新媒体场域获得实践形态：青年通过弹幕、评论、私信等方式，在规范框架内参与议题讨论，形成理性协商的传播生态。这种体系化组织保障与数字化传播的深度融合，实现了青年群体对主流价值的自觉内化与主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