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三江源*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青年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与路
杨頔嫄 郭笑雨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 “ 三农”工作总抓手，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和民族复兴伟业。与此同时，数字乡村建设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战略方向，又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进程中，数字技术与青年人才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加速向乡村渗透，《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广泛覆盖、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各领域深度融合的目标，这为乡村产业升级、治理创新提供了新动能；另一方面，青年作为最具创新活力的群体，其知识结构、技术接受能力与乡村振兴的数字化需求高度契合。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 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 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 “ 引领力”，即引导、影响、塑造的能力。乡村青年人才作为我国农村建设的 “新农人”的主力军，其思想政治建设对于增强服务乡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极端重要。 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宏观背景下，积极探索思政引领力如何有效促进乡村青年人才建功乡村实践活动，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1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青年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溯源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紧抓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将其置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位置，充分发挥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引领风气的作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加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数字乡村建设唯有以正确的思政引领为导向，方可实现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1 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质上是一场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文明的整体性转型。一方面是数字技术的生产力革命对于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重塑农业生产方式。二是， 电商直播、社交平台重构乡村流通体系。 三是，数字治理平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同时， 以 “ 手机变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的数字农人群体快速崛起的现象不容忽视。《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49 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 2.27 万亿元，二者较上年分别增长了 12.90%和 12. 10% ，增速均快于网零总体。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乡村产业升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源泉。另一方面，青年人才的主体性价值，即青年群体兼具技术接受优势与创新活力是数字技术与乡村实践结合的时代转换器。
1.2 思政引领力的时代性重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的总体目标之一便是到 2025 年 “广大青年思想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不断成长为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堪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重任的有生力量”，这也为乡村青年人才树立了目标要求。 “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引领力作为目标导向在培育乡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指向作用。 一是，具有价值导航功能。通过对乡村青年人才理想信念开展适时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有效缓解该群体大多数人对于 “为何而用技术”的困惑。例如，可以将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嵌入智慧农业实践以便引导青年在技术应用中坚守生态伦理。二是，文化整合功能。数字技术将有效加速乡村文化时代性重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嵌入从而赋予其全新活力。例如传统手工艺通过运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叙事，兼具教育意义与娱乐效应， 以短视频输出形式进行重构，实现再次回归大众视野。三是，实践组织功能。结合 “Z 世代”青年群体作为 “游牧世代、创新世代、体验世代”呈现出的高原子化、高创造性和重参与感等特点，通过党组织引领、团组织思想动员，将个体技术能力有效整合为乡村振兴的集体动能。
1.3 数字技术赋能
乡村青年人才正确价值观认同的理论跃迁数字技术与乡村青年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孤立存在的二元范畴，而是乡村青年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从技术被动适应到主体主动建构的连续统一体，二者通过思政引领力的介入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耦合关系。
其一，在数字融入维度上，从工具使用到系统创新的时代必然。 一是，在工具层面上，处于技术操作能力的物理性嵌入状态。数字融入的初级形态表现为对数字工具的基础性掌握，例如使用短视频剪辑软件、农业数据监测系统、智慧政务平台等。这一阶段青年以技术学习者身份完成对数字工具的去神秘化过程解决“会不会用”的问题。例如乡村青年人才可以通过短期技能培训从而快速掌握直播设备调试、电商平台上架流程等操作，但此时技术尚未与乡村发展产生实质性联结，青年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停留在中性工具层面。二是，在场景层面上，位于技术应用场景的化学性融合形态。 当数字技术从单一工具延伸至乡村生产、生活、治理场景时， 乡村青年人才进入技术应用者阶段。在生产领域，青年将无人机植保、 区块链溯源等技术嵌入农业产业链从而实现 “数据种田” “云端卖货”。与此同时，在治理领域，通过开发村民诉求响应小程序、搭建乡村事务数字台账等来推动治理流程数字化。此阶段，技术与乡村场景发生化学反应，于是乡村青年人才开始感知数字技术对乡村效率提升的实际价值，但对技术的认同仍局限于工具理性尚未触及 “为何而用”的价值内核。 三是，在系统层面上，形成技术创新驱动的重构样态。现今网络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活化乡土文化资源，打造了 “非遗+短视频” “古村+元宇宙”等多种多样新兴业态，推动乡村产业从资源依赖向数智化创新驱动转型。此时，数字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乡村的附加品，而是内化为乡村现代化的基因要素。与此同时， 乡村青年人才将从简单化的数字技术应用者升维为数字乡村系统建构者。
其二，在价值认同的多维认知上，从认知接受到使命自觉的价值转变。一是，在价值认知上形成对主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 乡村青年建功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起点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性接受。通过政策解读、理论学习等方式从而逐渐理解 “ 三农” 问题在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地位并认识到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但此阶段认同多停留在知识层面， 乡村青年人才可能因信息过载或理论疏离感导致认知碎片化，从而暂未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二是，在情感认同上具有乡土文化的体验性共鸣。情感认同的关键在于激活青年与乡村的文化联结。通过参与乡土文化数字化保护、追溯家族与乡村的历史渊源等实践， 乡村青年人才可以在技术互动中感知乡村的文化底蕴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根在乡村”的情感共鸣。 三是，在行动认同上具备使命自觉的实践性转化潜力。最高层次的价值认同表现为将个人发展自觉融入乡村振兴的行动选择。现如今，部分乡村有志青年不再满足于技术带来的个体收益而是主动运用数字技术解决乡村公共问题，例如开发适老化智能设备、推动乡村生态数字化监测等，在技术利他中潜移默化地实现自我价值。 由此可见，建设乡村从外在要求内化为青年的生命诉求形成 “ 我与 乡村共发展”的使命自觉，既是我国大力号召的时代使命又是乡村振兴发展中人才建设的重要趋势。
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青年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在数字技术加速渗透乡村的进程中， 乡村青年的发展呈现出数字融入的浅层化、价值认同的碎片化与数字文明的代际冲突等特征。这些困境追溯其文化渊源本质上是数字文明与乡村传统文明碰撞的具象化表达，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思政引领力介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1 数字运用的浅层化困境
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在乡村场域被过度放大，一些农村数字化青年人才对技术的认知与应用停留在效率提升层面，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 由于缺乏与乡村发展的价值联结从而形成了技术悬浮于农村实践发展需要之上的部分现象。 一是，消费端依赖与生产端缺位的失衡。数字技术在乡村青年群体中的普及呈现出显著的消费偏向。 当前， 乡村青年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以短视频、直播、社交软件等作为主要应用场景，而涉足智慧农业、数字治理等生产性领域相对较少。这种重消费轻生产的倾向，折射出青年对数字技术的工具性认知，即技术被视为娱乐消遣或城市生活的代餐，而非改造乡村的生产力要素。 当前，在网络直播平台，部分乡村青年熟练掌握直播技巧却仅用于模仿城市网红的娱乐内容随处可见，部分内容刻意制造 “土味审丑”现象（例如生吃活物、伪民俗表演），这导致了乡村形象标签化。然而，对于挖掘乡村特色产品或文化资源的乡村青年人才甚少，这一现象导致技术应用与乡村产业升级的目标尚未较好匹配。二是，短期流量逻辑与长期价值建构的冲突。数字经济的流量至上原则加剧了青年的短视化行为。部分乡村青年电商在带货农产品时存在虚假宣传、 以次充好等现象，为追求即时收益不惜损害乡村品牌公信力。这种赚快钱思维背后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青年将数字技术视为逃离乡村的跳板，而非扎根乡村的依托从而陷入有技术无方向的尴尬处境。
2.2 正确价值观认同的碎片化困境
一是， 乡土文化认知的代际断层。现代化进程加速了乡村传统文化的解构，青年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呈现空心化趋势。传统农耕文明的符号体系，例如节气文化、农事仪式等逐渐在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浪潮中被遮蔽、忽视致使乡村青年人才失去了理解乡村、认同乡村的文化载体。二是，城乡价值坐标的认知割裂。城市中心主义价值观渗透至乡村，青年的价值判断呈现明显的城市导向。这种认知割裂源于早期城乡资源分配的差距与当今发展境遇，从而进一步反映出乡村相较于城市而言未能为青年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现代性价值图景。部分乡村青年人才虽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经济收益，却将乡村视为临时舞台，计划积累资金后移居城市。这一现象凸显了有技术却无归属的乡村青年人才现存精神困境。
2.3 数字文明的代际冲突困境
一是，技术推广中的经验主义阻力。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已达 1.2 亿人次。这一群体在数字技术接受度与应用能力上显著低于掌握互联网技术的 “Z 世代”青年。这种代际差异在农业生产转型中表现尤为明显。 乡村社会的长老权威建立在传统农耕经验之上，对数字技术存在天然的认知隔阂。根据相关公开网媒报道，部分青年在推广智慧农业、电商直播等新技术时，遭遇长辈 “传感器不如老把式可靠” “直播卖货丢面子”等质疑。这种阻力不仅源于技术代差，而且反映出传统农耕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深层冲突。 “老一辈依赖经验判断”与 “青年则信任数据与算法”，二者在生产生活决策逻辑上的差异难以调和。二是，治理参与中的话语权失衡。在乡村事务决策中， 乡村青年人才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显著不足。传统治理模式以辈分及经验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青年的技术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从而导致新技术创新运用与 “老一辈”经验传承的双向排斥。
3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青年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路
围绕知、信、行与恒四大维度破解数智时代乡村青年人才建功新农村思想困惑与现实困境，从而揭示思政教育与数字技术协同作用的内在机理，为培育懂技术、有情怀、敢担当的新时代乡村青年群体提供有效实践进路。
3.1 构建 “数字技术—乡土文化” 的沉浸式认知体系
马克思曾指出，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乡村青年人才思政教育中，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从而创新教育形式来破解青年情感疏离的困境。通过数字技术与乡土文化的深度耦合，从而激活青年对乡村发展的历史认同与现实感知以便构建起主流价值观认知体系。
一是，在虚拟体验中重构历史认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有效结合农民需要进行文化建设。 乡村青年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其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不容忽视。数字技术具有还原历史场景、活化文化记忆的独特优势。通过开发数字乡村工程，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复原乡村重大历史事件、传统农耕仪式等，组织青年参与虚拟实践使其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乡村发展的脉络。如福建省宁德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 “ 弱鸟先飞”扶贫历程，青年可直观感受脱贫攻坚中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将抽象的政策认知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共鸣。 同时，开展数字寻根计划，借助基因检测、家族谱系数字化等技术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从而帮助青年建立“个人生命史—家族迁徙史—乡村发展史”的联结。例如浙江义乌青年通过绘制“数字家谱”，发现祖辈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史实，这种技术寻根使青年重新认识乡村的文化厚度并有效激发起传承商帮精神的责任感。
二是，用青年话语传递价值理性。传统思政教育的灌输式叙事难以触达 “Z 世代”青年心底，需借助数字技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构叙事话语体系。一方面，打造乡村振兴青年说短视频矩阵。邀请返乡青年以 Vlog 形式讲述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家乡，例如江苏沭阳青年创作的《我的淘宝村十年》， 以真实创业经历展现电商对乡村的改变，其播放量超千万次的效应引发全国众多青年返乡可行的认知共鸣。另一方面，构建元宇宙思政课堂。 乡村青年人才通过数字分身参与重走长征
路 · 乡村新征程等虚拟实践，在跨时空互动中理解技术报国的使命内涵从而突破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与情感隔阂。
3.2 打造 “思政课程—技术课程” 的协同育人模式
价值建构的关键在于实现技能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以便破解技高德薄或德高技低的能力失衡。
一是，在技术传授中植入价值基因。建立 “ 思政导师+技术导师”双轨培养机制，两类导师协同设计教学内容。第一类是思政导师侧重价值引导。例如在智慧大棚现场教学中，基层党员、 乡贤、高校教师等可以结合袁隆平 “禾下乘凉梦”讲解科技报国理念；在电商直播间， 以诚信经营塑造乡村品牌从而最终推动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为逻辑链进而强调商业伦理。第二类是技术导师在传授技能时嵌入思政元素。例如无人机培训中加入生态保护航线规则培训，在数据分析课程中设置服务小农户的实践任务等相应形式， 以期形成 “行走的思政课 ”。 山东寿光“双师工作室”的实践表明，蔬菜种植专家与思政教师结对指导青年，在教授无土栽培技术时同步讲述 “寿光从 ‘小县城’到 ‘蔬菜硅谷’” 的奋斗史，使青年在掌握技术的同时理解产业背后的 “敢为人先”精神，有效实现了技术知识与价值认知的同频提升。
二是，从技术操作到使命实践。可以设计数字自助、智慧治理等有关乡村振兴主题的实操项目，将思政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任务。例如可以在 “直播助农中的诚信经营”项目要求青年主播签署相关质量承诺书等农产品质量保障文件并将销售额的定额百分比捐赠乡村教育，从而使乡村青年人才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深化技术服务乡村这一主题的认知，实现从被动接受教育到主动创造价值的转变。
3.3 搭建 “代际协同—价值共创” 的实践平台
实践创新的核心是弥合数字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代际鸿沟，通过知识反哺与经验传承的双向互动构建起技术理性与传统智慧共生的实践共同体。
一是，打破 “技术—经验”对立。开展技术换文化行动，青年与长辈结成互学对子模式，即青年教授老人智能设备使用、 电商运营等技能，长辈则向青年传授农耕经验、 口述乡村历史。这种代际知识交换不仅将有效化解 “传感器不如老把式” 的误解，而且有助于形成技术创新有根基、经验传承有载体的良性循环。
二是，在协商中实现价值共识。 一方面，可以建立青年数字议事会并吸纳老党员、 乡贤等传统权威参与；另一方面，关于智慧农业推广、 乡村文化数字化等议题，可以开展跨代际协商，从而为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提供了文化适配性解决方案。
3.4 建立 “政策协同—文化培育” 的长效保障机制
一是，破解碎片化供给困境。成立由组织部门牵头，农业、网信、教育等部门参与的乡村青年数字发展领导小组来制定《乡村数字人才振兴规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从而打通政策壁垒进而形成引才、育才、用才的良好循环机制。 同时，建立需求、培训、实践的动态响应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青年技能缺口与乡村发展需求以期实现精准投放资源避免重复建设。
二是，塑造数字乡村新文化。其一，将数字乡村建设纳入乡村文化振兴规划。 “提倡以各种科技手段获得并利用农业的大数据，基于数据进行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农业的产业化，让物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AI 等科技成为农业的助力”，并设立青年数字创新奖以此表彰用技术守护乡土价值的典型。其二，为乡村青年人才创作 “ 乡村＋ ”微短剧、微视频、话剧等文艺作品提供相关政策、资金与技术支持。其三，通过短视频、直播综艺等形式塑造起时尚、创新、有担当的乡村青年形象，吸引更多同龄人关注。此外，推动数字文明公约机制进乡村，将技术伦理纳入村规民约，从而形成乡村青年人才技术创新有底线、价值引领有载体的乡村文化青春创造新生态。
4 结语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系统性地培养乡村青年人才投身数字乡村工作是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注乡村青年人才。 因此，通过技术与文化的互构激活青年对乡村的情感认同， 以培育主流价值观认知视角解决 “知”的问题。通过技能培养植入乡村振兴的价值内核，在价值建构维度解决 “信”的问题。通过代际协同将个体技术能力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用实践创新途径解决 “行 ”的问题。 以政策协同与文化培育保障青年“ 引得进、 留得住、干得好”，重视制度完善以解决 “恒”的问题。 究其本质，通过数字技术辅助乡村青年人才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乡村青年人才正确价值认同感。与此同时， 乡村青年人才在数字技术正确应用中完成由乡村振兴参与者到乡土文化传承者再到现代乡村建设者的身份重构。这一路径不仅回应了 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而且彰显了思政教育在技术时代 “铸魂育人”的本质功能，从而为新时代 “ 三农”工作提供了技术硬核与价值引领兼具的实践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