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行时★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等在主席台就座
2026-3-5 来源：新华社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赵乐际主持大会
审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
听取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关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关于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的说明等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大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赵乐际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刘奇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878人。5日上午的会议，出席2765人，缺席11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赵乐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2025年工作回顾；二、“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三、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四、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
李强在报告中指出，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四五”圆满收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李强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四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切实抓好民生保障，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六是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七是持续加强政府建设，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
李强在报告中指出，过去5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20项主要指标、17方面重大战略任务、102项重大工程项目胜利完成。
李强在报告中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务院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大会审查。贯彻落实党中央《建议》明确的主要目标，《纲要（草案）》细化提出20项主要指标；分领域阐述了“十五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突出体现四个方面：一是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突出做强国内大循环，三是突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四是突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推动“十五五”目标任务落实落地，统筹考虑战略性、牵引性和连续性，《纲要（草案）》提出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
李强在报告中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
李强在报告中提出，党中央对今年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和安全能力建设。
报告中，李强还就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香港、澳门发展和两岸关系，以及我国外交政策等作了阐述。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国务院关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分别作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说明、关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的说明。
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说明指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对我国现行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生态环境法典，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完备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据说明，草案共5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
关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的说明指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立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草案采用“序言+7章”的体例，共64条。
关于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的说明指出，认真总结长期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工作的成功经验，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对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理念予以明确，对国家发展规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实施及其监督等具体程序作出全面系统规定，为在法治轨道上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立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工作成功经验，以宪法为依据，将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确立为法律制度规范，着力提高国家发展规划工作法治化水平，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更好发挥国家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草案分为6章，共38条。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张升民、吴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胡春华、沈跃跃、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穆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和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
2026-3-4 来源：新华社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石泰峰主持
何报翔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同心同德共绘宏伟蓝图，实干奋斗共创时代伟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泛凝心聚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月的北京，春启华章。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隆重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悬挂在主席台正中，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25人，实到2078人，符合规定人数。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穆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下午3时，石泰峰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王沪宁表示，2025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十四五”圆满收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擘画了“十五五”发展蓝图。
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人民政协工作。他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十五五”规划制定建言献策；重视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和界别特色作用，提高专门协商机构效能；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王沪宁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组织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提升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工作实效；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议政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成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勠力同心、勇毅前行，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报翔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以来，共提出提案5992件，经审查立案5061件，99.9%的提案已经办复。提案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紧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提案所提建议为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王毅、尹力、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张升民、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吴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2026-2-28 来源：《求是》
习近平
一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个道理，我们都要牢记在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
（201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
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
（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三
“为官避事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这个舞台足够大，刚才你们也说到了，是“芝麻官”千钧担。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是信任，是重托，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
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五
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
（2017年10月27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六
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前不久，党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反响很好，要抓好落实。“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对不作为的干部，坚决果断调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
（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七
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八
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九
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
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十一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
（2021年9月1日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十二
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十三
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022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十四
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2022年12月26日、27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五
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作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
（2024年12月26日、27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六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速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2025年8月对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指示）
十七
党的自我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
（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十八
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正视困难矛盾、风险隐患，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要坚持党性原则，是非分明、敢于斗争，在重大问题、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
（2025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重要论述的节录。
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
教体艺〔202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整体提升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支撑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全国教育大会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身心健康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学校办学治校的重要内容，构建高质量健康学校建设工作体系，全面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工作中要做到：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抓住重点，综合施策，精准干预，引导和推动学校卫生健康工作向源头预防、系统治理转变。坚持身心一体，统筹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各项举措，注重发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调节情绪、纾解压力、健全人格等积极作用，持续深化“双减”改革，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坚持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学校卫生健康工作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保障能力水平，构建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鼓励学校因地因校制宜、创新实践探索，不断丰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路径、载体、方法。坚持协同共建，健全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体、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多方协同机制，整合资源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到2027年，高标准完成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健康学校建设试点，健康学校工作规范和评价标准基本完善，形成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案例和经验。到2030年，“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广泛深入普及，学校健康教育和保障条件大幅提升，学生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健康学校建设覆盖每所学校。到2035年，普遍建成更高质量的健康学校。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开齐开足开好体育与健康课，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锻炼习惯，促进学生至少掌握1项运动技能。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丰富课后服务体育项目，增加学生户外活动时长。推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升级。建设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持续强化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用好监测数据，精准干预学生体质短板弱项。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高校面向三年级以上学生（包括研究生）开设形式多样的体育课程，组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3次有强度的课外体育锻炼，“一校一策”有效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二）加强学校美育工作。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强化美育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作用。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程，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丰富艺术社团活动，帮助学生通过在校学习掌握1—2项艺术专项特长。完善面向人人的常态化学校艺术展演机制，推动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全员参与的艺术展演展示活动。推动学校美育器材设备的配套保障和美育场馆的升级改造。加强示范性大中小学生艺术团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建设。
（三）加强学校劳动教育工作。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落实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学分）要求，开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广泛开展学生劳动实践活动，将劳动教育与实践育人紧密结合。大中小学每学年设立劳动周，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自主安排，以集体劳动为主。支持各地统筹利用闲置校舍建设劳动和实践育人基地，建立劳动清单制度，鼓励开展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等活动。
（四）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加快构建学校全员育心工作体系，切实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健心，把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服务全过程。中小学阶段鼓励开设心理健康地方课程、校本课程，高校将心理健康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紧盯学生入学、考试、毕业等成长关键期，结合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和有关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多种形式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学生乐观向上的积极心理品质，增强心理韧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养和配备，提高全体教师特别是中小学班主任、高校辅导员发现并有效处置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多措并举加强教师心理健康工作，强化教师心理健康支持。中小学校将心理健康作为家长学校和家长会、家长课堂、家访等活动的必讲内容，引导家长培育和谐、融洽家庭亲子关系。汇聚优质资源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打造心理健康工作案例库。推进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和心理健康测评工具建设，地方和学校规范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加快综合感知体系构建，科学运用监测结果，有效预警，主动干预，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
（五）综合防控近视。各地和中小学校、幼儿园落实近视防控相关政策要求，深入落实中小学生手机、作业、考试、睡眠、读物和体质等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科学保护儿童远视储备量，抓好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关键阶段，创造条件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细化落实近视防控要求。加强视力健康监测，强化预警作用，引导家长改变“重治轻防”观念。指导中小学生在学校、家庭等多场景下科学护眼，改变不良用眼习惯，有效减少近视发生，已近视的着力控制近视程度加深、防控高度近视，合力推动近视率以更快速度下降，努力实现2030年防控目标。
（六）有效管理体重。制订实施中小学生肥胖防控工作方案，加强学生合理膳食和营养健康教育，学校提供符合学生营养需求的食物，每周公示带量食谱。强化家校协同，引导家庭膳食营养均衡。加强体教协同，推动“运动处方”与膳食指导相结合，引导学生强化体育锻炼，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实现吃动平衡。深化医教协同，开展学生超重肥胖筛查，加强分类管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早期干预和转诊治疗。
（七）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规范校园餐饮各项管理。按要求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和营养健康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加强学校食堂设施设备配备和升级。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严格规范执行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健全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职责和运行机制，切实有效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建议，畅通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反映渠道，接诉即办。
（八）强化生命安全教育。落实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要求，建设高质量课程，开展防溺水、防交通伤害、防欺凌、禁毒防艾等安全教育，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按规定定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增强学生安全防护意识，学会预防和规避风险，减少意外伤害发生。深入开展学校急救教育，加强急救教育资源建设，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创造条件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备，强化操作培训，确保紧急时刻用得上。
三、主要举措
（一）持续推进学校健康教育。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层分类科学安排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扩大健康教育供给，建设更多更好的优质健康教育资源，健全共享机制，促进落实各学段健康教育教材、师资、课程、课时等要求，健全课堂教学为主体、主题活动为载体、日常教育为基础的健康教育机制。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拓展健康教育渠道，健全学科教学与实践活动、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经常性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多渠道、多载体面向师生和家长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健康素养。
（二）深化学校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巩固政府统筹保障、医疗卫生机构精准支持、医教协同、校地联动的学校卫生健康工作体制，全面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按要求配置校医院（卫生科）或卫生室，按规定配备校医、保健教师，积极开展培训和继续教育，提升专业技能。教育、卫生健康部门联合选聘医疗卫生人员兼任中小学校卫生健康副校长，明确工作职责，指导和协助学校加强健康教育、疾病防控等工作。健全校医等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准入标准、职责规范、培训考核、职称评聘和激励保障制度，确保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三）提高学校健康管理能力。学校和幼儿园按要求开展学生和幼儿健康体检，加强体检数据管理和分析应用。鼓励地方和学校建立学生健康电子档案，动态监测、研判学生体质、心理、视力、睡眠、营养、发育等健康状况，及时向学生和家长反馈健康信息，医校协同干预学生健康问题。坚持多病共防，规范落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晨午检、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等制度，常态化开展传染病防控。强化与属地疾控机构的协作联动，健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加强校园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健康教育，创建智能感知、情境互动、自主探究、个性适配的沉浸式教育场景，提升健康学校建设数智化水平。
（四）优化学校健康空间环境。常态化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学校绿化、美化，保持校园环境干净整洁。把对健康的影响作为配备学校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的前置条件，积极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加强学校卫生健康设施建设，教育教学、体育锻炼、管理服务等场地场所、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定期排查建筑、设施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加强学校周边交通、治安等方面管理，强化风险防控。教室、宿舍等场所经常通风、采光良好，食堂、厕所等场所保持清洁卫生。按照学生与教职员工数量，足量配备洗手、消毒设施和用品。中小学校改善教室灯光照明，根据学生身高配备可调节课桌椅，定期测量学生身高、坐高并调整课桌椅适配高度。通过主题活动、宣传栏、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开展疾病预防、用眼卫生、心理健康等科普宣传，促进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积极引导建立良好的学生同伴关系、增强同伴支持，促进建立和谐师生关系，营造友善、阳光、向上的健康校园氛围。
四、组织保障
各地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坚持系统部署、整体推进、分类施策，工作中注重抓重点、抓关键、抓要害，务求工作实效。教育部制定健康学校建设参考标准，地方教育部门可结合地方实际提出细化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会同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体育、疾控等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加强政策指导，强化条件保障，统筹资源资金，加大健康学校建设投入力度。建立多部门定期会商机制，研究解决健康学校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将健康学校建设成效纳入教育督导内容，作为对学校评价考核的参考因素，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作为对学校评优评先的前提条件。学校履行主体责任，按照健康学校建设参考标准，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育人场景，丰富健康学校内涵和建设路径，增强健康教育与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高质量、有特色的健康学校。
教 育 部
2026年2月25日
中央团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3月2日，中央团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并讲话，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艺出席，中央团校党委书记郭峰主持。
阿东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团员队伍先进性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加强共青团工作特别是团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共青团是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政治学校，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第一属性”、“从严治团，团员队伍建设也要严”等重要要求，进一步把准发展团员工作的战略定位、着力重点、实践要求，确保发展团员工作的正确方向。
阿东强调，广大团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共青团员的殷切期许，自觉践行“五个模范、五个带头”，彰显团员先进性和光荣感。要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要做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打牢知识基础、学好专业本领，努力成为行业骨干、青年先锋，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社会；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模范，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矛盾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主动担当，在网上激浊扬清、弘扬正能量；要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发扬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情感贯穿学业、融入事业，争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要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严格遵纪守法，履行团员义务，追求有高度、有境界、有品位的人生。共青团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制度机制，突出严实标准，从严管团治团，守正创新推动发展团员工作提质增效，源源不断为党输送健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
阿东强调，广大团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部署认真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见实效。要笃信、务实、担当、自律，把“两个维护”作为政治大节来恪守、作为根本政治责任来履行、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来遵守。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力戒形式主义，推动团的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青年的工作生命线，努力为青年群众多办实事、多解难事，更好动员引领广大青年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团上海市委副书记王江、团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委书记汪文强、甘肃农业大学团委书记张苗苗代表学员发言，中央团校党的群众工作教研部副教授韩辉代表教师发言。
团中央机关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中央团校负责同志、学员、教职工参加开学典礼。井冈山中心负责同志、学员、教职工线上参会。
★学术三江源★
党建带团建：一项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政治关系建构
胡献忠
摘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党群关系从来都是诸多政治关系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中国超大规模的青年群体需要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形态来凝聚｡如果说党与青年的关系与世界政党略有相通的话，那么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透过历史的长镜头，“以党带团”是党自成立之日就确定的组织发展原则，共青团作为“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的政治定位贯穿百年奋斗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建构高效的“轴心-外围”政治关系，使共青团工作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面向未来，党建带团建的制度设计是“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政治互动；党建；团建
以政党为主体来整合政治力量､协调各群体利益关系､推动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洞悉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远景战略，创建共青团这一助手和后备军，并致力于建构起一组密切互动的政治关系，在更广程度､更大范围汇聚青年力量｡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重要任务，强调党建带团建的全局性意义，既是党团关系历史逻辑一贯性的合理延伸，又是加强党的青年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是为共青团事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厘清中国共产党依托共青团汇聚青年力量的出场逻辑及演进特征，进而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关系的视野去考察党建带团建的价值意蕴，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中国共产党依托共青团汇聚青年力量的出场逻辑与演进特征
返回到100多年的历史现场，鉴于实现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其外围构建一个工作群，成为党的手臂的延伸｡“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有群众”｡
由于分布在学校､厂矿､乡村等处的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同时借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国共青团作为伸向各社会领域的触角，传播党的政治主张，聚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可以说，中国共青团一出场，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因而具备与众不同的政治气质｡
1.“以党带团”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确定的组织发展原则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作为与政党有密切政治关系的共青团，自然与其“母党”同样是现代性的组织形态，背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就根据俄共(布)经验和本土实践，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并委托年轻的党员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具体操办｡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同样是由党的早期组织来推动创建团的地方组织｡基于对青年先锋作用的肯定性认知，“有党必创团”这一政治设计得到各地党组织创建者的一致认同并付诸实践｡
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上，代表们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还研究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从当时情况看，如果说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是为了奠定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厚植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路径｡党的一大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明显具备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雏形｡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通告，副标题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其中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团组织发展的指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表述这些史实的文字中虽然没提一个“带”字，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带”的行动，可以视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较早源头之一｡
2.共青团作为“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的政治定位贯穿百年奋斗史
联系､吸纳各阶层各群体的群团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厚植群众基础的重要辅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亲自组建的第一个助手｡党一直认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在具体运作中，团的行动与党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常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经历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共中央认为，团的组织和工作虽然有独立性，但其总任务必须是“在党的周围和党的口号之下”,“然而他又决不是工会农会，同样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青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故党必须将帮助团发展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任务”｡1930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团中央局在致各级党部团部的公函中指出：共青团“是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团龄及转党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级党组织在估计党员的党内历史时，应将党员由青年团员转党前的团龄(18岁以上的团龄)计算在内，并把团龄与党龄成同等重要”｡在革命年代，团龄是计算在党龄之内的｡
到了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刘少奇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工会､农会､青年团工作的指示》时明确指出:“为了使工会､农会､青年团成为新区社会改革的可以依靠的组织，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这些团体的工作，特别是青年团应该成为党的最亲密的最可靠的助手，应该加强它的工作”｡这里毫不吝啬地用了两个“最”字，而且在句首加上了“特别”,句尾的“助手”后面也没有“之一”｡1957年5月，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现在是执政的党，团现在是执政党的助手，它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青年团总不能离开共产党，而且应当同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语言通俗易懂而政治意蕴极为深刻｡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党中央转发团中央的报告，一年总有七八件，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登载《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和专论，一年也有五六件，充分体现了共青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后，共青团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带领各行业团员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敢闯敢干，开创时代新风尚，赢得了各级党政的认可｡2002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2008年6月，胡锦涛在同团十六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高度评价道:“自建团以来，共青团始终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神圣使命，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评价和定位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青年组织在实践中有机互动的必然｡
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体现了新时代党团政治关系的鲜明特色｡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特别总结道:“共青团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把坚持党的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是共青团坚守的政治生命，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始终是一代代共青团员的政治信念”｡
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建构中，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青年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地位，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付诸实践，形成了“党有号召，团有行动”这一特色鲜明的政治联动和政治关系｡
3.《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是党团关系的政治基准线
章程是一个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规则基础，为党实现其纲领､开展政治活动､处理党内事务的根本法规｡自革命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就设有党与共青团关系的专章，奠定了两个革命组织主辅互动的政治基石，也为后来两者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明晰提供了重要参考范本｡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行动权力与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大革命形势风云突变之际召开的党的五大通过了《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青年运动决议案》,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其中也都提出了党与团的关系，但这些决议案毕竟是冠以“青年运动”之名的｡党的二大决议案中的“少年运动”实为“青年运动”,当时共产国际常把各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称为“少年共产团”)｡党的五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了党章，第一次将党与共青团的关系作为专章论述，共青团中央及各级团部应派代表参加党的会议､党中央派委员担任团中央执委会委员且各级团执委会委员应为当地党委委员､各级党部应派代表出席团的会议三项内容，具有开创性的奠基意义｡并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党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凡年龄在20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究其原因，一是建党初期就把团设定为党的“预备学校”,是革命事业的接续奋斗者，党章中将党团关系列为专章体现了这一政治逻辑的必然性｡二是共青团在大革命中的坚定性和战斗力可圈可点，在党的五大制定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以及随后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均有明确的高度认可｡三是在党章中以专章形式强化党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关系，有利于清除大革命中曾经出现的“先锋主义”倾向｡之所以强调党章有关共青团内容的开创性奠基意义，还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独立做出的政治判断｡查阅苏共十四大1925年12月通过的《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26年6月经联共(布)中央最后校订和批准后得以公布),共有15章100条，除第39条论及党的省级组织时，规定省委员会“直接指导共青团的工作”外,全篇并没有论述苏共与苏联共青团关系的专章｡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依然列有“与共产青年团的互相关系”专章，只是内容上有些变化｡共青团在1937年奉命改造后，其组织形式已被青年救国会取代，直到1946年秋才由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因此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自然不会涉及党与团的关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创建起来的，并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中发挥着突击队作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重新将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列为专章，并设置四项内容，对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团组织做好党的助手､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团的领导､团员入党后政治身份的转换等予以明确规定｡到党的九大召开时，“文化大革命”中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论调甚嚣尘上，因此这次大会修改的党章不再设党与共青团关系的专章｡改革开放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团关系进行了重新规定，涉及共青团的政治属性､接受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团的领导等内容，并恢复专章｡胡乔木在就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在党与共青团的关系方面，规定了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书记，是党员的，都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这将有利于密切党同共青团的关系，帮助共青团组织领导人的成熟”｡此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均将党与共青团的关系作为专章阐述，而且在内容上保持高度的传承性，使这一穿越历史时空的政治关系始终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党建带团建是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良性政治关系的重要一翼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后的基本任务和重要使命｡这需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一代一代地接续奋斗，因此建构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党与群众关系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超大规模的青年群体需要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形态来凝聚，在党政主导的政治框架下，共青团各级组织首当其冲｡在当代中国多重政治关系中，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并通过这一庞大组织去吸引和凝聚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从而使政党与青年的关系得到更大程度的优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1.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对共青团工作的加强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渐次展开，人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经济联结和政治联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个体的流动性､原子化趋势不断增强，青年的主体意识张扬和多元化发展成为时代必然｡整合青年力量的原有思路和机制，需要根据联结方式的新变化和青年群体的新特点做出必要调整｡
20世纪80年代，党的干部队伍适逢新老交替､代际转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极为关注，对青年发展寄予厚望，对共青团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发挥的作用均有较多论述｡团十一大也将党赋予的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正式写入团章，“推优”工作逐步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1986年，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批转团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要求在农村结合整党加强共青团建设｡198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1989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工青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支持其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开展工作，增强基层组织活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级党组织以“推优入党”为发力点，持续推动共青团建设，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共识和政治自觉｡1990年，中共中央在部署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时，强调把团支部建设纳入农村党的建设轨道｡1991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青年工作必须“完善和制定有关青年工作政策，使党的建设和团的建设衔接起来，用党的建设带动､促进团的建设”｡这一论断为“党建带团建”工作概念起到了破题作用｡1992年7月，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推优”工作的领导，要把“推优”工作开展情况作为检查和考核基层发展党员工作的内容之一｡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出“共青团要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的工作”｡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通知》中强调:“党组织要把共青团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支持团组织的工作”｡1995年3月，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并对做好团组织“推优”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党建带团建”工作概念的明确提出与制度供给
2000年8月，中组部､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会议｡“党建带团建”进入会议标题，虽然暂时还被限定在“基层”,但其本身就说明这一工作概念已经成为全党共识｡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建带团建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和具体措施，标志着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和行动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2002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团的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规划之中”｡2003年7月，吴官正代表中共中央在团十五大上的致词中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团十五大正式将“党建带团建”写入团章｡团中央在2004年12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和2005年7月出台的具体实施意见，都强调了党建带团建的重要作用｡2010年9月，中组部､团中央召开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进一步阐明了加强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重要意义｡2011年1月，中组部､团中央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意见》｡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中央层面的号召推动下，很多省､市､县党委出台了关于党建带团建的意见，内容也比较具体｡比如广东省提出“六带一优化”,即带思想建设､带组织建设､带班子建设､带队伍建设､带作风建设､带工作发展，优化工作条件｡甘肃省酒泉市提出“五同步”,即党团建设同步抓､党团活动阵地同步建､党团教育同步搞､党团班子同步加强､党团工作同步考核｡还有的市县出台“团建不达标，党建就不能达标”的硬性规定｡各地坚持党､团建配套联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事求是地讲，党建带团建的制度供给是相对充足的，但各地的具体落实情况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3.“轴心-外围”结构性联动格局稳定有序且不断深化
如前所述，党的十二大作为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其所通过的党章对党团关系的规定，体现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自此，党团政治关系的建构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了高效的结构性联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结构性联动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组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以其中一个为主导，其余为辅翼，构成“轴心-外围”的战略态势，围绕核心组织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和奋斗目标，形成优势互补､同频共振､上下呼应的联动关系｡因为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适用范围和运作逻辑，这种联动关系需要建立在职能许可､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所以称为“结构性联动”｡换言之，就是各人民团体在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要进行“新的长征”时，共青团就及时推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成为20世纪80年代吸纳青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五讲四美三热爱”､希望工程､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创建､大学生“三下乡”､保护母亲河行动等一大批青春气息浓烈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共青团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紧扣“助手和后备军”这一关键点，在实践中及时调整政治职能的重要体现｡共青团的各项建设同样紧跟党的建设步伐，积极拓展行动空间｡比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就通过《学习整党文件，提高团的战斗力的决定》,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团十三届三中全会就通过《关于加强团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框架下，党团关系已然形成全方位互动｡
从时间维度上看，改革开放之后“轴心-外围”政治关系和结构性联动政治实践，远远长于革命年代“十五年”(1922年5月至1937年4月)和建设时期“十七年”(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而且伴随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在现代化视野下，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螺旋式向上发展，革命性､先锋性､群众性､开放性､民主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在更高层次或更高水平上回复，展示出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整合力､凝聚力｡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结合党的工作空间和统配资源，不断调整自身组织形态和工作内容，将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跟党走这一最核心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三､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党群关系从来都是诸多政治关系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动员超大规模社会成员投身现代化建设，需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需要各级党组织的统筹协调，需要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广大城乡自治组织，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共同发力｡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群众团体，群团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遍布城乡的群团基层组织与党的关系是“众星拱月”,“月”就是党，“众星”就是包括群团组织在内的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做党的群众工作，要月明星灿，不能月明星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更要星光灿烂｡
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新思考､新论断､新决策
青年作为各阶层各行业领域群众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并深刻互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青年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做好青年群体的工作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极强政治性与战略性定位就更为凸显｡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青年工作提出深刻而全面的政治要求，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路径､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必须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这七个方面环环相扣，有机统一，形成了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一整套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
这一阶段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面，有关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201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群团工作的第一部管总的文件；7月，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包括共青团工作在内的群团工作的高度重视｡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党管青年”的原则､“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制定这个规划，是我提出来的｡贯彻落实好《规划》,共青团责无旁贷，必须加强统筹协调”｡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同时指出“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党的青年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青年工作和团的工作的领导”,“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很高的政治定位，体现了我们党对共青团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这些论断深刻而透彻地体现出党对青年工作的极端重视，也勾勒出党与共青团密切的政治关系｡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鉴于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特色和政治要求，把中国特色党､团关系的重要议题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新形势下党建带团建的新内涵､新要求､新价值
中国共青团作为超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组织成员及联系服务对象覆盖各行各业､各族各界｡在新征程上，如何更好地把广大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党的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共青团在加强青年政治引领中要独当一面，在各项事业发展中要成为组织广大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在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要做好统筹协调，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中要发挥关键性联结作用｡也就是说，遵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面对“Z世代”社会心态和行为选择发生的重大变化，共青团的使命与任务更为突出，与党的政治联结更为密切｡尤其是在“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重大使命面前，共青团既首当其冲，又责无旁贷｡
新形势下的党建带团建工作与以往一样，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但同时又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要求｡政治建设带有根本性，是政治组织的根和魂｡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将长期沿用的“思想政治建设”区分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并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点｡共青团政治建设重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升政治能力，自觉维护政治安全｡思想具有先导作用，因此思想建设是政治组织的基础性建设｡共青团思想建设的核心在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组织是行动的载体､事业的根基，组织建设决定着政治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共青团组织建设重在基层，紧跟党的组织建设步伐，创新自身特点，并在不断优化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充分彰显组织功能｡作风建设关乎政治组织的社会形象､公众声誉和政治吸纳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以及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新期待，共青团作风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落实党的纪律要求，对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着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一步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
“党建带团建”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实践中的一篇大文章，起笔在各级党组织，落笔是各级共青团｡从政治大逻辑上讲，就是要以党超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再次激发同样拥有庞大组织网络的共青团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形成同频共振的政治磁场，在最广范围最大程度上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总体上看，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政治生态､精神风貌､工作绩效等极大地影响乃至决定着包括共青团干部在内的青年干部队伍的整体状况｡党风既是社会风气的导引，也是团风的标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整个党政干部队伍面貌焕然一新｡共青团干部身在其中，倍受教育和感染，倍加珍惜为党做青年工作的机会，以清澈和纯粹之心境高扬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成为承接党建带团建的第一责任方阵｡
3.以新的理论视野展望党建带团建的基本路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时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仅要有成熟的经济治理经验，还要有成功的社会治理方案和有效的政治治理模式｡任何政治学，首先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诸多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理论创新的背景下，站在中国之治的战略高度去深刻理解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未来意义｡
这里不妨重温一下1952年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基本命题:“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青年团应如何工作”｡这两大命题紧紧抓住党的青年工作中最基本的政治关系，跨越时代又常释常新｡党建带团建工作的实施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已经为丰富的工作实践所证明，这是文章的上半篇｡因此，加强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党的群团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要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领导责任”｡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经常研究解决共青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列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党建带团建放在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历史逻辑下的党与青年关系中去考量，放在“轴心-外围”百年政治逻辑下的党与共青团关系中去研判，放在厚植群众基础百年社会逻辑下的团与青年关系中去探究，从政治建设､理论武装､组织根基､作风建设等方面谋划发力｡
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基本政治底色，共青团应如何服从党的领导是党建带团建的下半篇文章｡一个重要前提，是各级共青团要把握好“三个根本性问题”,即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明确了职责使命之后，就要经常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宏观战略，深刻理解共青团工作在党政大局中的政治定位｡要绝对服从同级党委的整体部署和统一领导，把团的工作与党政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善借党政之力主动争取资源，紧贴党建节奏和进度，激活基层团建空间｡总之，在党建带团建制度框架下，共青团要通过对标对表主动作为，切实履行政治职责，真正当好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新时代以来青年社会心态研究进展与未来议程
何得桂 陈俊宇
摘要：青年社会心态是观察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社会结构变革使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征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社会心态日益复杂多元。既有青年社会心态研究成果主要涉及问题导向型、思政引领型、回应社会型和专业发展型四种面向，彰显时代性、多维性、学理性和应用性。既有研究还存在核心内涵尚未统一、研究视角有待改进拓展以及理论深度与研究广度有所不足问题。未来研究要以建设面向现代化强国的青年社会心态为主要目标，构建兼具普遍性和中国性的青年社会心态理论，优化青年社会心态建设的制度安排及应用空间，从而助力建设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青年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文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
如何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新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亦是文化转型的深层映射。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对青年的工作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使青年社会心态与上一代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数字赋能情境下，当代中国青年正经历价值秩序解域化与再嵌入的双重张力——从“佛系”“躺平”等亚文化符号的集体叙事，到“内卷”“焦虑”的集体共鸣，短视频、网络文学等新媒介实践正在加速重构当代青年的心理结构与心态价值。青年群体的心态嬗变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秩序构建，既有研究从多视角深入剖析青年社会心态，助力社会进步与理论探讨。本文在回顾既有研究基础上，反思新时代以来青年社会心态研究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一、新时代以来青年社会心态的多维分析
1.青年社会心态的生成逻辑与概念探讨
青年社会心态寓于社会结构变迁与个体经验互构中。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衍生性心理现象，青年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主要涉及三重维度：一是社会转型的宏观形塑。快速现代化催生的“流动现代性”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稳定生计框架，青年群体被迫进入去地域化的“液态空间”。生产方式迭代和生活模式剧变致使青年陷入“本体性安全”缺失的困境，体现为归属感消弭与风险感知的弥散化，进而诱发漂浮心态。二是对文化冲突的张力认知。传统与后现代文化间的结构性力量形成张力，传统文化权威的祛魅化产生价值锚点真空，导致个体陷入“规范性期望”与“经验性现实”的断裂，并衍生出虚无主义倾向与意义焦虑。三是全球风险的负外部性传导。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让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消解了传统边界，对碎片化空间的社会化争夺加剧青年群体心理压迫，在实践中表现为加速社会下的时间暴政与经济不安全感使其主体性建构因稳定性缺失而趋向“液态认同”，产生自我效能感弱化与存在性倦怠。叠加的多重因素共同形塑青年社会心态。
对青年社会心态的概念探讨主要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心理学进路中，青年社会心态被定义为宏观社会心境状态，包含社会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等，是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普遍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它注重考察个体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关注青年在压力情境下的差异化情绪调节机制与适应策略。在社会学进路中，有研究指出心理学视角通常忽略个体心理转化为群体心理的机制，并且对社会结构维度重视不足，容易把社会心态视为个体态度的机械汇聚，忽略其符号体系和意义世界的表达。有研究认为青年社会心态与社会运行状况有关，涉及社会结构、文化语境与个体经验的互动，是反映社会变迁与群体共感的复杂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是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为倾向、社会价值观的集合体，体现青年群体对现实情境的适应性反应以及深层次心理诉求。由此可见，青年社会心态是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互动所生成的集体心理图式，蕴含着青年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与情感回应。
2.青年社会心态的深刻内涵
作为社会心态重要分支的青年社会心态是个体性文化在社会网络进行相似性联结并在特定场域的集成式表达，对其理解可从个体-社会-场域三个维度展开。
（1）主体呈现：多元文化价值影响的个体心态
社会心态并非个体心态的简单叠加，而是经过社会互动、文化建构等过程形成的具有新质属性的心理现象。青年社会心态呈现出较强的主体性特征。青年群体通过社交媒体、亚文化圈层等新型互动场域，把个体心理体验转化为具有群体标识性的意义符号，从而形成兼具主体性与群体共构性的社会心理图式。个体心态通过群体互动中的意义协商实现社会化表达，进而聚合为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青年社会心态。目前新一代青年群体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传统与现代取向等方面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反映在青年对社会现象的态度和行为上，个体心理通过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等社会行为逐渐拓展成为社会心态。
（2）社会表达：群体文化现象与社会心理表征
具有突发性的青年社会心态的形成并非无序扩散或自然产生，而是基于群体性文化的内涵式表达以及主体性内化。青年社会心态的形成是社会表征与个体认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青年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心理共鸣与行为趋同。通过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青年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行为模式。这种心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青年群体自我认同的体现。通过生成机制的要素聚合功能，青年经过社会认同、去个性化、情绪感染、模仿等过程，从而形成社会心态。青年社会心态是青年群体对特定社会现象、生活环境及个人经历的综合心理反映，它是青年群体在特定情境下共同的心理体验及感受，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多样性。
（3）场域阐发：“心态的文化网络”及其符号
场域被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形构。社会心态受到各类要素影响并以场域网络的节点身份凸显出来。与“权力的文化网络”类似，社会心态也表现为“心态的文化网络”，即社会心态体现于社会体系（如社会组织结构、价值体系、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等）和象征规范（如文化惯习、家风家教、地方民俗等）所构成的框架中。社会心态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精神风貌，是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对特定文化网络下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深刻反映。通过场域的互动交流，青年社会心态形成具有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社会心态在文化网络中形成独特的符号系统，影响其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它以符号化方式传递社会成员的共同认知，把人们的心理状态转化为一种可感知、可理解的信息。这种社会心态在场域中的阐发，实质是社会心理的符号化表达。
二、新时代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的四种面向
1.问题导向型：变化社会中的青年心态异化
在技术扩散与主体迷失、消费至上与经济困境、工作过载与娱乐消解等多重影响下，青年群体面临巨大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性，在社会心理层面表现为青年的心态异化。心态异化是他们对社会变化的消极性回应，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佛系”心态探讨
“佛系”作为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流行词汇，借用“佛”的符号元素，表达一种随意、不走心、看淡一切的价值观念。既有研究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其一，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催生低欲望的“佛系”心态。高房价、就业难等带来生存困境，导致青年对未来生活产生不确定和焦虑的情绪，从而以“佛系”心态反抗和逃避现实压力。它以潇洒脱俗的人生态度、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无欲无求的人生追求为主要特征，体现当代部分青年群体不争不抢、不求输赢，做事都不走心的精神状态。其二，中观的制度性张力催生青年目标消解倾向。长期被动抉择的学习-生活经验使青年面临社会化困境。田野调查显示，经历过长期被动抉择的青年，其社会化过程呈现双重脱嵌特征——既无法内化传统家庭的价值期待，又难以建构现代职业的身份认同，最终产生“无欲则刚”的佛系心态。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制度化期待与个体发展需求断裂的产物，二者张力在生命历程中演变为持续性的决策瘫痪，遇事即产生冷漠厌世的态度。其三，微观的个体认同危机致使青年消极防御。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青年群体呈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判断简单化，个体进取与焦虑的矛盾心理状态引发个人自我认同的危机进而导致心理预期崩溃。对社会的消极态度进一步造成当代青年的学习与就业困境，助长青年群体的逃避心理，导致终极价值与生命意义缺失。但是“佛系”心态也折射出当代青年在社会压力下敢于追求喜好的趋势，其积极面仍有待挖掘。
（2）“躺平”心态研究
“躺平”表现为部分年轻人因现实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对待现实问题采取妥协、止步不前的心态及行动。行动层面的“躺平”现象并未普遍存在，但是“躺平”心态值得关注。其一，主体异化是“躺平”心态的主要成因。快速现代化导致以往的社会话语体系被消解和重构，青年在失去稳定的制度参照后产生价值失落与行为变化。例如，数字游民群体通过躺平逃避内卷化的社会规训，在脱域工作中远离资本逻辑裹挟的消费文化语境；他们通过跨域流动打破“加速社会”衍生的“时间暴政”，以此在生活与工作的博弈中挣得自由空间。其二，社会的结构性张力是“躺平”心态的现实诱因。有研究认为，个体焦虑加剧产生消极心理，奋斗精神消解引发精神危机。“躺平”在此意义上更多表现为口头上的情绪释放，被青年视为自我调侃的方式，以此来反思性地嘲解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从而达到一种对生活压力的非对抗性反抗效果。其三，“躺平”心态是青年群体面对社会变迁和个体困境的一种自我调适策略。“躺平”使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身心、自我治愈，但是看似理性的“躺平”导致低欲望心态及自我降维行为，长此以往将消解奋斗精神，也会冲击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
（3）“丧”文化的影响探究
作为消极文化现象的“丧”文化在我国网络青年中一定程度存在，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的消极态度，追求一种无欲无求的生活方式。它对青年心态的影响呈现“个体-群体-社会”的传导链条。其一，个体层面的“丧”文化引发低自我效能感与存在性焦虑。社会结构快速变迁使个体理想与现实间形成张力，引发挫败与无力感。这使青年群体陷入“自我矮化”困境，通过树立“废物人设”等自我贬损的角色形象缓解存在性焦虑，以其戏谑叙事消解目标落空的挫败感。其二，群体层面的“丧”亚文化共同体加速消极心态的群体极化。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与用户互动模式共同构成“丧”文化群体极化的加速器；基于用户画像平台算法精准推送“丧”相关议题形成信息茧房，强化相似内容曝光，促使消极情绪在封闭圈层内自我增殖。在圈层壁垒下，通过社交媒体的情绪感染机制，“丧”亚文化共同体成员以话语划界强化内部凝聚力。例如，豆瓣“985废物回收互助协会”以“失败者”自居，通过解构“精英叙事”反抗社会评价体系。这种对抗性认同赋予青年边缘化群体归属感，但加剧其与主流社会的疏离。其三，社会层面的“丧”文化浸染导致社会信任耗散并削弱集体行动能力。“丧”文化瓦解共同价值基础，使青年社会事务参与热情缺乏。它对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并在集体无意识的个体认知中诱发人格失范行为，从而滋生悲观厌世的社会心态，助长消极颓废的心理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丧”文化通过“梗化生存”渗透低龄群体，其代际传递可能加剧青少年意义系统的早衰，既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也可能削弱其未来社会适应能力。
2.思政引领型：主流话语下的青年心态建设
思政教育事关青年心态建设。既有研究探讨对青年社会心态的正向引导，涉及理论层面的价值观意义和实践层面的现代化路径。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心态建设
其一，关注青年群体的价值分层现象。量化研究注重利用数据开展区分比较，考察不同年龄人群、不同职业人群的价值观差别。例如，通过指标对比发现“90后”与“00后”在“公平正义”“爱国主义”等核心维度上存在代际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制度性价值认同，后者则表现出场景化、情感化的认知偏好。质性研究以数字媒介平台影响青年价值观的案例为切口，注重挖掘价值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它们揭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碎片化叙事”对传统价值传播模式的解构，而青年通过“弹幕爱国”“国潮消费”等文化实践重构价值认同。其二，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社会心态的影响机制。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三种主张：意识形态整合论强调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内化，注重思政教育体系的研究，强调通过课程灌输、榜样示范等机制重塑青年认知结构。文化基因激活论侧重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的融合效应，主张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造与复魅，以家国同构、知行合一等理念唤醒集体主义精神和正向价值观。社会实践嵌入论主张通过青年具身参与社会活动以获得经验性知识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关学者关注志愿服务、基层锻炼等现实场域的价值具象化功能。其三，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改造消极心态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潜在的象征意义和规范价值，在面对“丧”“躺平”等亚文化解构价值体系时能够通过话语收编、意义竞争和技术赋能等重建文化领导权。它通过利用网络亚文化符号进行反向叙事的策略，助力提升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及影响力，在承认青年主体性的前提下构建动态的价值共识。
（2）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研究
其一，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心态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转变使青年逐渐挣脱“集体本位”的单一价值框架，呈现价值坐标偏移、认知代际分化、情感结构复杂的演变特征。在此背景下，市场化竞争与社会流动又催生出“躺平”“佛系”等防御性心态，进而催生出对新兴社会心态的大量研究。其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社会心态的互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社会心态构成“结构-主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对青年心态进行重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碰撞既激活了国潮文化的民族认同，又因消费主义渗透引发“符号拜物教”等异化风险；另一方面，青年社会心态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现有不良心态是社会风险的预警器，其批判性在场倒逼劳动、生育政策等的优化，推动现代化进程从效率优先迈向包容性发展。其三，研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社会心态的发展归旨。新时代青年社会心态要注重个体价值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实现自我认同的同时自觉肩负民族复兴使命，在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当中彰显青年担当。通过制度引导与价值共创，推动青年在强国建设中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3.回应社会型：国家善治下的青年心态培育
新时代的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突出应用导向，关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注重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承担起理解社会、改善现实的重要使命。
（1）以社会建设为导向的青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其一，青年心态问题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的反映。心理问题是个体内部的产物，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的反映。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不仅仅源于个体的生物或心理因素。关注青年心理问题要从社会结构、文化规范、社会期望等方面入手，构建以社会建设为导向的青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促进青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其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维度。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蕴含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及社会幸福的价值追求。为此要深化青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高水平的公共心理服务产品供给构建幸福社会，依据现有心理学体系，扩展服务的内容和对象，促进群际和谐。其三，青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是既有研究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优化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积极心态培育的重要抓手。相关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地域发展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预期偏差等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具体优化路径，通过批判式理解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改造与完善。
（2）以积极治理为导向的青年不良社会心态治理
其一，聚焦青年不良社会心态的表现形态及其特征。青年社会心态以其强烈的情感导向、易于走向极端的特性、潜在的政治诉求及塑造公共舆论的能力，使其治理方式区别于其他社会治理议题。这就需要通过采取少惩罚、多激励、促合作的治理策略疏导不良心态、培育积极心态，进而推动国家治理水平向“善治”迈进。其二，构建系统性治理框架与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治理青年不良社会心态需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多元化、全覆盖的心理支持网络，如基于调整利益结构、引导舆论走向、强化价值观教育等途径，通过教育引导、就业促进、心理疏导等手段，缓解青年心理困扰、平衡社会价值观念、增强社会信任度以提升当代青年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其三，构建制度化的青年社会心态治理体系。青年社会心态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从制度层面构建系统性治理机制。既有研究将社会心态治理的主要内容与工作逻辑置于国家治理语境之中，明确社会心态的国家治理范畴，倡导从更高维度对心态治理工作加以考察，立足“社会健康”大视野，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目标开展社会心态治理，助力国家善治。
（3）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培育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政策体系完善、教育系统的责任及实践、家庭教育的优化支持而展开。其一，通过完善政策体系优化积极青年心态培育路径。有研究认为政策体系应当适应青年社会心态的动态特征，并将二者整合在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下加以考察。该视角聚焦青年发展瓶颈，主张通过提供就业支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青年创造公平发展机会，减轻焦虑情绪。其二，丰富服务提供内容满足心理服务需求。应当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加以考察，以更高站位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走深走实。相关研究以数字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改革为研究重点，通过把心理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利用融媒体平台推动优质内容生产，传播积极向上的故事和人物，从而激发青年榜样效应。其三，在价值塑造环节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教育合力。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培育强调关注多方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它倡导成长型教育理念，利用社区资源支持家庭教育，从而为青少年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提供指导。
4.专业发展型：多学科取向的青年社会心态
（1）心理学：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时主要关注个体与小群体，将社会心态归结为个体心理的一种汇集。社会心态并非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独特品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的是个体的宏观社会特性，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的联系性，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相互建构的产物”。这种受个体心理特征与社会结构影响的双重属性决定了青年社会心态既体现个体认知情感的发展规律，又深刻嵌入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的变迁之中。例如，基于对我国青年网络流行语的考察，有研究发现通过人际互动特别是网络社群的讨论与传播，相似的情绪和看法会汇聚、放大，形成新的集体情绪、流行话语乃至社会共识。这种新生成的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心理环境，既不是社会结构的直接映射，也不是个体心理的随机集合，而是源于个体的主体性及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促使青年对社会结构、组织体系及评价标准进行反思与调适。心理学研究揭示了社会心态作为主体与社会环境互动产物的复杂性。但它过于聚焦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宏观视野和对中观群体心理的考察，在解释社会心态的动态演变和结构性影响方面存在局限。
（2）社会学：社会心理结构与青年心态分析
青年社会心态的社会学研究立足群体变量分析，注重探讨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其一，聚焦群体变量与社会互动。基于群体和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如何综合作用于青年心态的形成。它们倾向于采用本体性概念及质性研究方法，尤其重视中观层面的群体心理分析，密切关注重要公共政策的社会影响。其二，关注社会变迁对青年心态的多重影响。新时代以来，学者广泛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及个体发展变化对青年社会心态的影响，重点研究社会政策调整、文化环境变迁、教育体系改革等因素如何综合作用于青年社会心态。此类研究注重揭示社会转型期青年心态演变，为制定精准的社会政策提供智力支撑。其三，倡导质性方法与中观群体心理分析。既有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及本体性概念，重视中观层面的群体心理机制，例如通过追踪特定青年群体（如“小镇做题家”）的社会流动轨迹，揭示政策、市场、文化资本如何交互影响其心路历程。
（3）交叉学科：当代青年社会心态剖析
青年社会心态研究日益注重合作交流与学科交叉。其一，从研究设计来看，推动量化与质性研究的深度融合。相关学者以量化研究系统揭示青年心理变化在时间维度的普遍规律，帮助人们理解不同年龄段青年在自我认知、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典型特征及发展趋势。剖析这些规律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把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纳入对青年心理变化的影响机制，进而呈现完整的视角与解读。其二，从理论方法来看，注重跨学科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构建。把核心概念、假设和逻辑链条融入实验设计，以便准确地捕捉和解释青年心理变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跨学科的融合有助于增强研究的解释力，提高预测性，进而助力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其三，从研究目的来看，致力于提升研究的预测性及实践价值。整合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预测教育减负、就业保障等特定政策对心理状态的潜在影响，力图更为全面地描述青年社会心态现状，为心理健康教育、社会政策制定等提供科学依据。
三、新时代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的主要特征
1.研究旨趣从历史分析转向治理视角
新时代青年置身于全球化浪潮、数字化转型及价值多元碰撞的场域，其社会心态研究十分关注复杂环境下的积极心态培育。学者们除了对青年社会心态的历史脉络梳理和代际比较之外，还注重通过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来引导、塑造和优化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通过深入社会系统肌理，探索制度设计、文化引导、社会支持等治理策略对青年心态的形塑效应。这种研究重心从“规律总结”转向“路径设计”，反映出青年从“研究对象”向“社会参与者”身份转型，其背后是青年社会心态研究中青年主体性的再现。这标志青年社会心态研究从“解释世界”迈向“改变世界”的学术自觉，为优化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展现了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治理的价值。
2.研究视域呈现多维联动特征
新时代研究形成了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协同研究格局。相关研究既注重个体心理机制的微观透视（如抑郁、焦虑的成因分析），又关注社会结构变迁的宏观影响（如社会阶层变化对青年心态的挤压）。研究者基于实践现象积极提炼概括性理论，开始逐步显现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例如，构建“就业市场结构-青年群体焦虑”的联动模型，揭示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青年心理状态的形塑机制，试图实现从具体经验到一般理论的抽象升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使研究者能够深刻剖析青年社会心态的成因脉络及演变轨迹，多维研究进路有利于丰富青年社会心态研究，也为解决新时代社会问题提供新途径。
3.方法创新凸显数字时代特质
研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构建“线上+线下”的全景式研究范式。学者们深入挖掘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非结构化数据，捕捉青年群体“藏匿于虚拟空间中”的真实心声，揭示其心态演变规律。例如，《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深入分析青年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采用网络民族志追踪青年亚文化社群的数字互动轨迹，运用算法模型解析情感倾向，捕捉青年群体在虚拟与现实交织中的心态变迁。数字化转型使研究素材深入到那些未曾被发掘的“网络空间”和“隐秘角落”，有助于揭示青年心态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交互作用的独特规律。
4.理论建构彰显中国主体意识
新时代青年社会心态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理论根基，着力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解释框架。研究者在剖析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融合中，积极探索青年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语境下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学者们系统梳理“家国同构”传统治理智慧与“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基因，把“家国情怀”解构为“个人-家庭-国家”三重责任伦理的现代转化机制；通过开发“红色剧本杀”等具身化研究案例，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路径，形成“理论建构-实践验证-工具创新”的闭环；基于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揭示中国青年在新时代语境下独特的社会心态图谱。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不仅深化了对青年心态的文化解读，还为中国青年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
1.本体论：基本概念“百家争鸣难存恒论”
其一，学科间概念阐释不统一。既有研究多侧重概念工具的操作化应用，相对忽视基础性概念的学理溯源与边界厘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大都把青年社会心态简化为情绪反应的集合，模糊了其特有的文化认知维度；社会学视角强调群体心理表征，但是相对缺乏心理学层面的精准测量维度。学科间的概念分野导致既有定义细碎分散，难以全面反映青年社会心态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二，跨学科对话深度不够。研究主体呈现明显的学科本位特征，多数研究仍以心理学或社会学单一学科为主导，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学科的主张，未能将管理学的政策要素、教育学的认知要素、心理学的医疗要素、传播学的技术要素系统整合，从而制约了更具解释力和实践效度的青年社会心态概念的提出。其三，核心要素边界模糊。在操作化过程中，“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等概念混用，情绪、认知、行为倾向等要素的层级关系不够清晰。部分量表设计未能有效区分个体心理状态与群体心态特征的测量维度，导致研究内容泛化，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概念边界模糊降低了研究的严谨性，使理论建构陷入解释力困境。
2.认识论：研究视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青年社会心态研究呈现“问题热”，通常偏向主张性探讨，而在学理层面的分析偏少。其一，研究视野不够聚焦且现象之间关联不够。既有研究往往将重点放在特定问题或现象上，相对忽视独立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动因，对单个现象的认识分析尚不深入，亦存在借概念装点创新性、“隔靴搔痒”的现象。其二，研究议题的综合分析框架偏少。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话性偏弱，研究议题大都不够聚焦。既有研究对现实问题关注较多，将青年社会心态问题置于整个历史长河和现代化大背景下考察的研究较少，致使对历史规律及未来趋势的研判不够到位，研究视角难以全面展现青年社会心态的多层次复杂性。其三，微观导向为主的研究方法对结构性因素重视不足。不少研究注重个体层面的心理机制，而忽视社会结构性影响。部分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或实验获取数据，但是分析脱离了数据生成的社会背景，导致研究结论失之偏颇。
3.方法论：理论范式“顶天不足立地不稳”
其一，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有所脱节。既有研究在理论层面虽引入社会资本理论、符号互动论等分析框架，但未能与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本土实践形成有效对话；通过问卷调查归纳“躺平”心态等形成的表层原因，却未结合代际流动率、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数据进行深度因果推断，导致理论解释力浮于表面。其二，方法论呈现单向度的局限性。心理学依赖标准化量表测量焦虑等指标，难以捕捉表情包、弹幕中的非语言情绪符号；社会学田野调查擅长线下互动，而对数字空间“表演性自愈”与真实心态的张力揭示不足。两类研究取向的方法论使用存在一定的路径固化，导致研究存在重复性，对同一议题的新观点与新发现也较少。其三，本土化理论不足使部分研究未能充分彰显中国语境以及理论建构的中国性。对中国青年的集体主义心态或家国情怀探讨沿用“个人-集体”分析框架，尚未深入挖掘青年群体特有的“家国同构”文化基因与伦理本位社会心理机制。本土性的缺失使研究难以捕捉当代青年每一个具体实践中流动与扎根的复杂权衡，进而难以解读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丰富内涵与当代意义。
五、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社会心态研究展望
1.注重建设耦合现代化强国要求的青年社会心态
其一，培育具有战略韧性的心态治理体系。个体数字生存需求与集体价值认同要有机融合，使当代青年在网络化、个体化浪潮中反身性地重构“家国共生体”伦理；将元宇宙技术应用于红色教育场景，使青年在虚实交融中实现精神家园的自主建构，为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青年心态提供智力支持。其二，创新数字时代的心态研判范式。依托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具身化研究工具，开发虚拟场景中的心态压力测试量表；模拟数字经济、智能社会等新型场域对青年价值判断的影响。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解析社交媒体中的青年情绪光谱，为政策调适提供动态预警。其三，构建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的双向通道。系统解码青年心态演进规律，既要追踪“Z世代”“新生代农民工”等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认知，又要通过大规模追踪调查捕捉代际心态变迁轨迹，从而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对青年心态的塑造机制。
2.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青年社会心态知识体系
其一，注重具有战略前瞻性的研究议题。明确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基本内涵，在学术概念溯源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织中实现“家国情怀”与“世界视野”的辩证统一。在个体与集体的互动中揭示“责任担当”与“自我实现”的内在关联，从而定位奋斗精神等积极心态在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结构中的功能和作用。其二，以中国经验为依托丰富理论内核。要摆脱既有研究主要依托西方现代化经验的窠臼，注重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情境重新界定“奋斗”“公平”等核心话语的文化意涵。例如，青年对共同富裕的期待既涉及物质分配诉求，亦蕴含对关系正义的价值意蕴，要通过扎根理论予以本土化、概念化，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互构过程中构建其符号含义与话语内涵，进而形成契合中国情境的理论框架。其三，构建动态化知识更新机制。整合网络舆情、政策文本、教育实践等多源数据流，开发具有预测功能的AI分析模型。要对社会心态实时热点精准研判，形成动态更新的知识图谱，实现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的动态更新，增强知识体系的解释韧性与前瞻性。
3.提升新征程上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的解释力
其一，注重横向拓展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的阐释维度。鼓励研究者立足经验取向，聚焦新征程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深挖青年群体的真实心理与行为特征，为青年研究贡献新视野、新知识。例如，情感过去被认作私人的产物，极少被放置于公共性的问题域。数字时代，情感的公共性不断涌现，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青年研究者的系统性关注。其二，重视纵向深化青年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厚度。要适度抑制对社会心态治理与心理服务功能的过度幻想，以免陷入“一味依赖道德人心视角来剖析以及应对社会问题”的“政治浪漫主义误区”。应当鼓励研究保持鲜明的经验取向，为青年研究贡献新事实、新知识，确保青年社会心态的研究与实践能够得到合理且恰当的运用，而不是用不同学科话语去阐释相近的经验事实。其三，全方位提炼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社会心态话语体系。以适应现代化强国建设需求为主要抓手，立足青年主体性和发展性，探究其心态变迁与时代脉搏的共振关系，构建青年心态研究的中国范式。要以文化主位视角融入研究群体，以“他者”的回归完成意义与概念的构建，从而显现作为方法论的理论厚度与人文温度，避免青年社会心态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
4.关注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制度安排
要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制度安排与青年心态的互适性。锚定社会心态治理工作的人民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要求，健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将国家制度安排与青年发展诉求紧密结合。具体而言，要多维剖析目前青年社会心态背后的复杂生成机理与要素耦合关系，精准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青年社会心态变迁新特征，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制度设计，更好地回应青年对“投资于人”、社会流动等方面的期待。与此同时，基于国际比较视野分析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构建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全球参照系，系统比较北欧福利国家、东亚发展型社会等不同制度模式下青年心态治理路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回应路径，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青年发展提供更具前瞻性与实践性的政策启示。
★新闻风向标★
1.时政一点通：
1、2026年3月2日，全国妇联在京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表彰大会。
2、2026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3、2026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4、202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5、2026年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举行民生主题记者会。
2.国际早班车：
1、2026年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西班牙在袭击伊朗行动中“缺乏合作”，并宣布将切断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切贸易往来。
2、2026年3月5日，卡塔尔首都遭导弹袭击。
3、2026年3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再次表示深切哀悼。
4、2026年3月6日，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自杀式袭击致1死18伤。
5、2026年3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向邻国致歉，表示伊朗对其没有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