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行时★
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026-09-21 来源：新华社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
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026-09-22 来源：新华社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习近平主席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026-09-22 来源：新华社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 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026-09-24 来源：新华社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2026-09-29 来源：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2026-09-30 来源：新华社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026-09-21 来源：新华社
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
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
夏宝龙参加接见。
★学术三江源★
“以青年为本”的建构逻辑、时代内涵及实践路径
周宇香 张晓倩
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团的干部必须心系广大青年，团结广大青年，“要坚持以青年为本，着力增进对青年的感情，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2018年7月2日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再次强调，青年工作“要坚持以青年为本，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在同广大青年的密切交往中提高工作本领”。上述两次谈话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有关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中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以青年为本。通过深入探讨这一标识性概念的理论逻辑，仔细梳理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脉络，找到“以青年为本”的历史逻辑，系统阐明这一概念的思想内涵，挖掘新时代“以青年为本”的实践路径，对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青年为本”的理论逻辑
任何思想理论都有其理论逻辑，“以青年为本”这一标识性概念背后的理论逻辑，可以清晰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史观，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青年的高度重视、关怀和信任及其人民主体思想根基，为形成“以青年为本”这一标识性概念提供了直接依据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皆高度重视青年，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青年的历史地位、阶级角色和成长规律作出了深刻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青年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根基不在于选民数量，而在于青年一代，“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马克思鼓励青年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将自己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紧联系起来，在《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青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青年作用和青年工作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青年工作视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始终重视青年、关心青年、引领青年。
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的重视不仅仅是“关爱下一代”的代际关怀，而且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是人民主体思想在代际和年龄维度上的具体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的根本性观点。如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青年作为人民中最具活力、最敢于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人民主体的普遍品格，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年龄特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必然将目光投向青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青年是革命与建设的未来，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以青年为本”这一标识性概念最直接的理论源头。
2．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以青年为本”这一标识性概念指明了价值哲学
“以青年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青年这一特定年龄或代际维度上的逻辑延伸与具体展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在马克思眼中，“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青年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既有人类所共有的一些本质属性，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年工作要“以青年为本”展示了人的本质。而人最终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也给出了答案——个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具有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个人在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和个体能力素质各方面的全面、充分、自由、协调的发展，强调的是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实现，而不是某个人、某类人的发展，其中能力的发展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为“以青年为本”的理念提供了哲学根基，提升了“以青年为本”的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青年工作的全部努力，最终指向的是全体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3．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以青年为本”这一标识性概念揭示了个体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为“以青年为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发展心理学则从青年自身的内部视角回答了为什么要“以青年为本”的问题。发展心理学结合大量实证数据对人类整个生命周期发展进行研究，发现青年期（在发展心理学里包含了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是个体生命周期中生长发育、认知能力、人格建构和社会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是皮亚杰的心理发展观，皮亚杰认为个体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标志着一定阶段的年龄特征，青少年期（12岁以后）是形式运算阶段的形成期，这一时期自我意识高涨，自我概念抽象化，特别是到14～18岁的青年早期阶段，个体自我概念更抽象，开始关注重要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及信念。青年期还包含发展心理学中18～35岁的成年早期，这一时期在个体生命周期中起定位作用，决定个体终身发展方向。处于成年早期的个体身心发展趋于稳定成熟，智力发展达到全盛时期，开始就业和婚育，对自我的关心日益强烈，从单身到有配偶、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从学生到就业人员等社会角色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诸多冲突和困难。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进一步指出，青春期是个体形成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个体开始对自身角色定位、未来发展方向及如何适应社会等根本性问题产生主观感受和自觉思考。成年期早期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稳固时期，这一阶段发展课题是确立自我同一性且防止其扩散，并获得亲密感以避免孤独感。以上研究说明青年时期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极其关键且具有高度不可逆性，因此社会必须遵循个体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在教育、就业、婚育等支持政策上给予青年高度关注，解决青年在求学、就业、住房、婚恋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国家发展与青年成长的双向赋能。
综上可见，“以青年为本”的工作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坚守和创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青年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对青春期身心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尊重。
二、“以青年为本”的历史逻辑
“以青年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概念，传统文化中对青年的关怀可追溯至《论语・子罕》，其中强调“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又提出“少者怀之”，主张社会关怀青年。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青年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可见，“以青年为本”的理念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经过长期实践积淀形成的重要工作理念。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青年视为革命事业的战略资源，注重对青年的领导和号召，通过提高青年思想觉悟、争取进步青年、组织青年开展革命运动，让青年意识到自身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引导青年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建立和发展共青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进行专门研究，将团组织定位为向青年传播党的思想、理论和主张的桥梁纽带。1922年5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团的正式成立。通过的文件议案，明确指出团既要致力于改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及妇女群体的生活状况，也要注重养成青年的革命精神，引导其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多次分析青年群体特征，要求各地党组织协同团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变化和青年的特点灵活施策，充分发挥青年的特殊力量，切实维护其利益。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青年运动要“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在1937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做青年工作的重要原则，指出要认真调动大多数青年群体的积极性，周恩来也强调青年工作要“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
这一时期，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尊重青年的现实诉求，坚持以青年的方式团结教育青年，为青年指明奋斗方向，积极组织社会各界青年投身革命斗争，并为青年争取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团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均为实现争取和保障青年利益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和规范遵循，如《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告诫全体团员“今后应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于青年利益的重视，同时积极参加工会农会工作，在所有的机会中经过工会农会，领导劳苦青年群众，为其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的利益而奋斗”，团五大通过的《农民青年工作决议案》提出“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劳动青年应有参加苏维埃选举及被选举权；提高青年农民及士兵的生活，青年雇农增加工资；反对打骂牧童及青年学徒，并增加其工资及减少其工作；禁止虐待童养媳及贩卖妇女”。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明确要求“以有组织的努力，来争取青年的各种基本的和特殊的生活福利”。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向恢复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青年工作始终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积极动员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寄予深切厚望，高度重视青年成长发展。1953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著名谈话，指出青年有其自身特点，“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因此青年团工作必须尊重青年群体的特殊性，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工作，强调“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中共中央据此出台《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明确要求青年工作必须照顾青年的特点。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苏联留学生时，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充分肯定了青年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青年工作更加注重青年培养，无论是在加强青年教育还是在关心青年成长需求上都充分体现“以青年为本”的思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施行，明确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等封建婚姻陋习，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基本原则，保障了青年婚姻自由与自主权，共青团也积极开展多种宣教活动，鼓励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同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扫盲活动开启，为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共青团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夜校、补习学校，帮助青年提高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人才力量。1955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指出共青团应全面地关心和有步骤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目前的任务是加强青年业余文化活动，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定》。各地团组织随后联合相关部门通过建立技术夜校、技术训练班、技术传授站和推行技术教学合同等教学组织形式，助力青年提升生产技能。
1957年5月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青年团要善于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提出“努力学习”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中青年的任务之一，“学习有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共青团“应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并且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高度重视青年发展，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作为青年工作的重点。在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不久，邓小平即指出青年是科学事业的未来，青年一代的成长关乎国家兴旺发达。1985年，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完整提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标准，并强调理想和纪律在这四条里尤为重要，“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990年，江泽民在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强调“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对青年“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指出“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青年团“要充分发挥团结和教育青年的作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必须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充分照顾青年特点、发挥青年优势”。
为促进青年成长发展，这一时期党的青年工作“以青年为本”、照顾青年特点的思想更加突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帮助和支持青年。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为及时培养和输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优秀人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大批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青年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81年8月，教育部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培育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引导青年学生实现全面发展。1983年和1990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将高校学生青年教育工作列为党的青年工作重点。
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和青年群体特点变化，共青团在就业创业、青年婚恋、教育培训及精神文化生活等领域持续加大服务力度，在这一时期逐步明确了“服务青年”的工作理念。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团结青年就要爱护青年，要在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经常地注意和努力为青年的特殊利益服务”。1988年，团十二大明确提出“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是共青团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此后，服务青年的职责定位不断得到强化，1992年，团十二届五中全会将其作为共青团的一项职责单独提出；1993年，团十三大将“积极为青年健康成长服务”确定为基本任务；团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均将“服务青年”作为重要工作予以强调。
党的青年工作在这一时期踏上了法制化、专门化的新征程，体现了对青年主体地位的尊重。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施行，2001年底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我国在青年法律法规及发展纲要方面的发展逐渐体系化。与此同时，专家学者积极推动尝试建立青年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青年工作实现了专业化发展。
综上可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党的青年工作始终遵循“以青年为本”的价值导向，坚持尊重青年特点，维护青年权益，这既是更好把青年一代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重要方法，也是持续发挥青年作用的重要保障，为形成“以青年为本”这一标识性概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以青年为本”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对青年工作给予深切关怀，也对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以青年为本”的工作理念被明确提出。“以青年为本”即以青年为核心，将青年的需求、利益、尊严和发展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青年为本”的青年工作，立足点是照顾青年的特点，出发点是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目的是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以更好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
1．围绕青年特点，面向所有青年
“以青年为本”面向的是所有青年、每个青年。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预测结果看，尽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14～35岁青年人口规模处于下降趋势，2020年有4.01亿的规模，2026年降至3.68亿，2030年为3.57亿，但这一规模仍是一个相当大的体量。与此同时，青年并非同质化整体，其内部在城乡与区域分布、家庭背景、教育水平、职业形态、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呈现显著的分层与分化。一方面，不同年龄的青年群体处于求学、就业、婚育等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根据毕生发展理论，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由生物、心理、社会和历史文化因素共同塑造，因此会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譬如，在校青年主要面临教育、身份探索和社会化问题，初入职场青年主要面临就业适应、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问题，进入婚育阶段的青年则更多面临婚姻、生育、住房和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成年初显期理论把18～30岁之间的一段时间认为是区别于青春期和稳定成年期的特殊阶段，其突出特征包括身份探索、生活状态的不稳定、自我聚焦、介于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的主观感受，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开放期待。另一方面，即使处于同一年龄阶段，城乡、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又进一步促成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以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为例，其存在明显的由城乡二元结构作用下的代内分化，表现为收入与就业的分化、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社会参与程度的差距。
因此，如果实施无差异的青年政策，弱势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易遭到忽视。如果青年政策仅采取统一的对象识别、服务内容和实施方式，缺乏主动外展、需求评估和差异化支持，处境不利的青年可能因健康问题、家庭照料责任、经济困难或社会关系薄弱而难以进入并持续参与政策项目。有研究发现，当青年政策主要依靠统一的登记入口和标准化就业服务时，面临家庭照料、疾病、残障等多重障碍的青年，尽管具有更高的贫困与社会排斥风险，却更少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发生联系，因而更可能处于政策覆盖的边缘。另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证实，青年时期的发展极其关键且具有不可逆性，错过成长关键期的支持往往难以在后期弥补。“以青年为本”的时代内涵意味着通过制度性补偿与差异化支持，缩小先赋条件带来的差距，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个青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发展、公平发展。
2．激发青年动力，推动青年参与
“以青年为本”还意味着要充分激发青年活力、凝聚青年力量，发挥青年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指出，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不能脱离实践来理解，社会关系本身也是人在共同实践中形成的。现实的人不是孤立个体，而是处于具体社会关系、历史过程和实践活动中的人。人的本质不是预先给定的抽象属性，而是在与他人共同活动中动态形成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青年作为人民中最具创造性和活力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可以在参与社会实践、融入社会关系过程中被激活，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以青年为本”，即突出青年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因为让青年成为主角能够充分激发青年的参与动机和能力。一项针对国外青少年的实证研究发现，青少年参与项目决策与其参与项目的内在动机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青年工作不能只把青年视为被教育、被管理和被服务的对象，而应为其参与项目设计和实施提供真实空间，从而激发其主动性并提升行动能力。与此同时，决策权分享能够增强青年的赋权感，从而提升青年的自我效能感。实证研究表明，当青年不仅参与社区事务，而且得到成人的平等对待、信任和支持时，他们对自身提出新想法、解决问题和采取创造性行动的信心更强。也就是说，当青年在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和实践环境中形成能力、信心、责任感及社会联结时，更可能进一步参与社区，为社会作出贡献。此时，青年既是发展的受益者，也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总之，唯有始终把青年放在主体位置，通过培养青年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引导青年在理解国家发展逻辑的同时，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才能真正激活这份内生动力，在国家发展中实现个人价值，最终实现青年成长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3．关注青年需求，促进全面发展
“以青年为本”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完整的人具有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具有基本的生存需求、高级的社会交往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以青年为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即青年综合素质的充分、平衡发展。青年全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自由个性不断形成，因此青年的全面发展追求的不是每个青年按照统一的模式发展，而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在青年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能力发展是核心要素，是青年能否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青年工作要重视为青年“赋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围绕青年发展的主要方面，明确重点领域、重点群体的工作措施，把青年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落到了政策实处，彰显了对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战略考量，是“以青年为本”从价值倡导走向制度实践的范本。
与此同时，当代青年所呈现的新需求要求青年工作必须精准把握时代脉搏与青年特质，多层次多角度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将青年比作幼苗的形象比喻，“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枝时就要整枝”。其成长发展内因起决定作用，但外因的悉心教育、培养和引导不可或缺。当前青年已经从过去单一的生存需求转变为多元化的发展与支持精细需求。《2025年轻人生活方式报告》发现，18～35岁的受访者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愿意为“情感支持”类的产品付费，传统意义上的实用被更具个体情感投射的消费替代。青年中爆火的情绪消费现象实质上反映了青年中日益增加的群体归属和圈层认同需求。另外，青年信息获取渠道、话语表达范式、内容接受逻辑也已发生根本性变革。《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通过抖音、快手、B站等视频类平台获取新闻事件、重大消息的未成年网民比例为55.9%，首次超过利用电视节目获取新闻事件、重大消息的未成年网民比例（50.2%）。这说明新生代青少年信息获取正从传统媒体转向平台化、视频化渠道。在利用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中，青年表达已经不只是文字表达，而是图文、视频、弹幕、评论、社区话题等多模态表达。
四、落实“以青年为本”的实践路径
综上可见，“以青年为本”在数智社会背景下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涵。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青年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套落地生根、见行见效的方法体系。它要求青年工作必须坚持以“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的群众路线，共建一场多方协同、双向互动、共同成就的系统实践。
1．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把牢青年工作的政治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是青年工作的本质属性，是实践“以青年为本”理念的政治保证。党管青年原则，是一百年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的经验总结，是新时期做好青年工作的基本遵循。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视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历史实践也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青年运动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现实层面，青年群体作为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及党和青年之间的密切关系，都决定了党管青年的必要性，同时，青年发展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只有党的领导能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2017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面向青年的国家级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发布，明确提出党管青年原则。青年工作作为面向青年群体的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党管青年必然要求党管青年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带头落实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面向未来，需要在这一坚实基础上持续深化落实，确保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在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第一，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青年工作定位为全党的“战略性工作”，深刻揭示了青年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将青年工作提升至关系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政治高度。“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在党中央层面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构建党领导青年工作的制度体系，比如202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标志着青年发展正式嵌入国家规划体系，进入国家规划顶层设计核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发展的高度关注；也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把青年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整体工作布局，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确保各项青年政策与地方发展战略同向同行、协同发力。第二，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与广大青年保持密切联系，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通过建立常态化联系青年的工作机制、健全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深入到青年中去，倾注极大热忱研究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动态把握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青年的差异化需求，善于运用青年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传播载体和活动形式，让思想政治引领、政策宣讲、成长服务等内容更有温度、接地气、具象化，一体推进党、团、队育人链条衔接贯通，不断增强广大青年对党的向心力。
2．健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构建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治理体系
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和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治理体系是实践“以青年为本”理念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关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青年工作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域就能单独做好的事情，而是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的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从整体上统筹推进、协同发力。从理论上来看，发展经济学中的“可行能力方法”强调个体实现多维度发展的能力与机会，认为教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多方面条件共同决定人的发展水平。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理论也指出，社会各子系统之间需要通过分工与协同维持整体运行。这些理论共同表明，青年发展是多因素、多领域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依靠单一部门或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方式，难以形成完整有效的政策回应。因此，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和领域界限，改变政策分散、资源分割、服务碎片化的工作模式，形成各部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青年工作格局。
当前，各地各部门在青年发展工作上做了不少探索。比如，建立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整合各类青年服务资源，诸如此类的做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接下来还需要把这些做法进一步理顺、做实，形成更加稳定有效的协同机制，让青年工作从各自推进变成整体发力，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协同，也从阶段性推动逐步走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一是推动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常态化规范化运行，健全上下贯通、部门联动的工作支撑体系。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和运行规则，健全会商、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和督办评估机制，围绕重点问题及时提出跨部门解决方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谋划，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工作体系。二是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带动青年政策系统的集成式建设。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牵引，把青年发展需求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全过程，在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中优先考虑青年安居、就业、教育等实际需求。通过完善评估和协同机制，推动政策由事后补充转向前端嵌入，使各方由被动配合转为主动融入，为青年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三是凝聚群团组织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青年工作。共青团等群团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强化组织动员和需求反馈，及时反映青年诉求并推动解决。同时，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参与青年服务，在就业创业、婚恋交友、心理健康等方面提供更专业、更精准的支持。总之，通过完善资源整合和协同机制，进一步形成职责清晰、协同高效的青年工作格局。
3．持续深化共青团改革，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青年的坚强堡垒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实践“以青年为本”理念的中坚力量。回溯共青团100多年的奋斗历史可见，共青团始终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进入新时代，面对青年工作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共青团在思想引领、组织覆盖、服务效能等方面仍存在与青年需求不相适应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共青团来说，建设什么样的青年组织、怎样建设青年组织是事关根本的重要问题”。正因如此，共青团只有勇于自我革命，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着力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才能更好地肩负起为党育人、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政治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群团改革和共青团改革，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部署共青团改革，推动共青团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共青团组织和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明显增强，共青团的精神面貌呈现新气象。面向未来，共青团改革仍需久久为功，坚持问题导向，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青年的坚强堡垒。一是切实扩大团的工作的有效覆盖面，把青年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新就业青年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这一群体职业流动性高、工作碎片化、劳动关系复杂，组织依附性也在下降，以往基于单位联系青年的模式面临现实挑战。因此要坚持党建带团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团的建设“两个覆盖”工作，把团组织的根基深扎最广大普通青年当中。不仅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还要努力探索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思路、新模式，把力量和资源充实到基层，有效解决基层组织“缺编制、缺经费、缺办公场所、缺工作人员”的难题，让基层团组织有能力、有力量、有资源依据青年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提高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服务效能，实现团组织覆盖从“有形”向“有效”深化，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二是从严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团干部是实践“以青年为本”理念的骨干队伍，共青团改革离不开干部队伍建设，共青团只有坚持把自身建好、把干部队伍建设强，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的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心系广大青年、提高工作能力、锤炼优良作风，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明确了团干部的成长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团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新时代推进团干部队伍建设，必须锚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着力锻造对党忠诚、心系青年、勇于担当、作风过硬的团干部队伍，让团干部既把青年的温度如实告诉党，也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演进历程
及逻辑理路
赵典 荣利颖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是指高校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将第二课堂活动通过学分化赋值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全流程管理的治理逻辑与制度安排，其内涵既包含相关制度文本的制定，也包含制度的实践与执行。自1980年首次提出第二课堂概念以来，高校第二课堂的学分化治理在宏观社会结构变革、中观政策推动与微观高校自主探索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变，为观察“如何提升和评价综合素质”这一教育治理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剖面。
学界对于第二课堂的研究经历了从概念建构到制度治理的深刻转变。朱九思最早将“第二课堂”界定为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健康的课外活动。此后学界围绕其内涵边界、育人功能与实践形态展开了持续讨论并产生了多元化的观点，包括“从属论”“主次论”“并重论”“个性论”等。进入21世纪，随着2002年“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实施，研究重心逐步从功能论证转向制度化探索，第二课堂的项目化管理与学分制转换成为研究热点。2016年《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后，研究大致形成三条路径：一是制度建构论，聚焦模块化分类、成绩赋权与挂钩机制的规范性设计；二是效能评价论，关注制度实施对学生参与行为和综合素质的影响；三是讨论第二课堂成绩单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定位与功能。2020年劳动教育纳入必修学分后，“五育并举”话语驱动下的模块整合与功能扩展成为新的研究议题。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在第二课堂的育人价值论证与制度框架设计上贡献了丰富积累，但对于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研究仍缺乏结合最新政策背景的系统性研究。这一研究断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历史演进脉络尚未被完整勾勒。从1980年概念提出至今，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性演变，每一阶段呈现怎样的特征，又存在怎样的递进关系，现有文献尚缺乏长时段、系统性的溯源分析。
其二，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内在构造尚未被充分揭示。学分何以从计量工具演变为治理机制，模块化分类、制度性挂钩与平台化运行如何共同构成学分化治理的制度链条，不同高校在设计实践中如何配置各项功能，这些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学理回答。
其三，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制度限度问题亟待回应。随着部分高校调整修订第二课堂成绩单或将其整合进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学分化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有效边界已经浮出水面，但现有研究对此类现象的关注尚不充分，对制度设计何以在不同组织情境中呈现高度分化的实施效果，缺乏基于系统经验材料的理论解释。
上述研究缺口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追问：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经历了怎样的制度化进程，其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边界为何？这一追问既需要对政策文本与高校制度文本进行系统的溯源与比较分析，也需要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为理解学分化治理的运作机理提供一个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这正是本研究试图推进的方向。
二、分析框架与资料来源
（一）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通过历史分析的视角，深入探讨制度结构变迁与政治行为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因素。从核心内涵上看，该理论涵盖宏观结构、中观历史与微观行为三个层面：宏观结构层面关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结构性要素如何塑造并推动制度演化；中观历史层面聚焦制度长期存续与变革的历史因果关系，主张制度并非遵循渐进连续的线性路径，而是在特定“关键节点”经由行动者抉择被锁定方向，随后通过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得以延续；微观行为层面则着眼于个体对利益的权衡、对既有体制的适应以及对非均衡权力的分配，将制度的延续或变革视为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三者之中，中观历史构成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内核，借助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分析来阐释制度变迁的逻辑，为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讨论奠定基础；而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则共同组成制度演进的动力体系，协同推动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基于此，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建构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演进分析路径。在宏观层面，从国家宏大情境出发，提炼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演化的主导因素；在中观层面，依托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分析，揭示该制度的演进轨迹与规律；在微观层面，考察各高校在将政策转化为本校制度方案时的行为逻辑。本文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紧扣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从宏观结构环境、中观政策驱动和微观个体行动等多重维度出发，力求系统阐释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深层机理。
（二）研究资料来源
本文研究资料来源由两个类型文本构成。第一类为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文本，主要包括1980年至今的宏观政治、经济、文化相关政策文献，特别是涉及高校第二课堂内容的28份教育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文本构成追溯演进历程的核心依据；第二类为高校层面的第二课堂制度文本。通过分层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各高校官方网站、教务处及团委公开页面，搜集80所高校历年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制度文本，样本涵盖不同办学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此外，《高等学校第二课堂素质拓展学分化研究》系统记录了2001—2007年间多所高校的学分化实践案例，构成本研究追溯早期学分化探索的重要史料。
三、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演进历程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追溯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演进历程，试图回答第二课堂自1980年代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视野以来，其治理逻辑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一演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蓝图落地，而是在“分化与趋同”的往复循环中不断被重新建构。
（一）第二课堂概念的提出与学分化萌芽（1980—2001年）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制度谱系，其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第二课堂概念的提出。1980年，华中工学院以举办课外讲座为起点，开始在全校探索第二课堂活动模式，这是目前追溯到最早提出系统化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高校。该校在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尝试探索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逐步把学生的科研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其成绩和考试分数一同记入档案，并通过制度建设加强第二课堂的人力资源与经费保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批评了当时教育存在的弊端，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教育界开始反思“唯分数论”的传统教学模式。第二课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第一课堂的补充被引入高等教育的。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理念，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第二课堂从最初定位为丰富课余生活，到逐渐被视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政策层面，在这一时期共有9份国家层面政策文件和高校第二课堂相关。除了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正式使用了“第二课堂”概念之外，其余国家政策文件中均未直接使用“第二课堂”这一术语。这些文件从实践环节、社会实践、素质教育、德育途径等不同侧面，为第二课堂的合法化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这些政策虽未直接推动第二课堂的学分化，但为第二课堂从丰富课余生活到服务素质教育、从自发活动到制度化安排的功能转变奠定了政策基础。部分高校开始自发探索将第二课堂活动纳入学分管理，这是高校主动适应素质教育要求、回应社会人才需求变化的自发行为，而非政策硬性驱动的结果。
（二）素质拓展计划的制度化尝试（2002—2015年）
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高校大规模扩招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迅速攀升至2002年的15%，进入大众化阶段。扩招在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保障的普遍关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外语能力、计算机技能、团队协作、创新创业意识等非学术能力在就业市场中的权重显著增加。2002年《关于实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意见》正是在上述双重压力下出台的，它既是回应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如何系统培养和记录学生综合素质”这一命题的首次国家级制度化尝试，也是学分化治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该计划配套设计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其设计框架设置了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及其他六个模块。这一模块化分类框架的确立，是素质拓展计划对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最深远的历史贡献。它在后来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中几乎被完整继承，成为各高校探索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中课程化编码的制度基础。
在这一时期，还有多项相关政策文件作为关键节点为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提供了顶层依据。其中，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明确要求“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和学分”，并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份文件首次在政策层面将社会实践与学分制度直接挂钩，为第二课堂活动的学分化操作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
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在素质拓展计划推行期间已开始自发探索第二课堂学分化实践。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7年国内陆续实施创新学分或第二课堂学分的高校达60多所，王国辉等学者根据当时是否纳入教学计划以及考核量化内容的不同，将第二课堂学分实施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系统模式，即所有第二课堂活动全部纳入到综合素质考核体系，以第二课堂学分的形式出现，代表学校有浙江大学和长安大学；第二种模式是完全学分制和特色学分制相结合的组合模式，这种模式的高校大多实行完全学分制，代表学校是复旦大学和东华大学；第三种模式是创新学分模式，即考核内容仅仅是创新实践的考核，各种创新实践折合成学分，代表高校有华南农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鞍山师范学院、大连大学等学校；第四种模式是“特色”模式，即把某一单项教育纳入学分考核体系，如实行德育学分制、心理健康学分制、就业指导学分制等等，属于这一模式的高校有同济大学、重庆工商学院、浙江工程学院等。
然而，从治理逻辑的实质来看，这个时期第二课堂的核心逻辑是证书化记录，而非学分化治理。证书采用学生自主申报、团支部审核、院系认证的程序，通过手工方式录入纸本文件，不与评奖评优、保研升学、毕业资格等学生核心利益挂钩。这一定位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低效率、低覆盖率与公信力危机。手工流程使大量学生的课外经历未被有效记录，缺少标准化赋分和跨校比较能力的纸本证书，在与成绩单等强凭证竞争时几乎不占优势。到了2010年以后，素质拓展证书在许多高校存在感渐弱，制度效力大幅减弱。尽管如此，素质拓展计划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它确立了模块化分类框架，培育了课外经历可以被正式制度承认的制度预期，其实践困境清晰暴露了松散记录机制的局限性，从反面催生了对更刚性的学分化治理路径的追求。
（三）成绩单制度的试点探索（2016—2017年）
党的十八大以后，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与此同时，共青团改革进入加速期。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共青团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克服机关化、行政化等脱离青年学生的倾向。《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正是在上述双重背景下出台的，明确提出要借鉴高校第一课堂的模式和机制，普遍推行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并将其定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项目之一。“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既是共青团融入高校立德树人全局的制度入口，也是共青团通过制度创新重塑自身在高校治理中的角色、增强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改革抓手。团中央学校部于2016年在北京、江苏2个省份和36所高校启动“第二课堂成绩单”创新试点，第二课学分化被选定为下一轮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之后政策密集出台，多项文件从不同层面为第二课学分化治理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一阶段构成了制度演进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不是某个孤立的关键节点，而是从前期探索中筛选方向、通过试点验证方向、最终在政策层面锁定方向的过程。从制度逻辑的转变来看，这一阶段实现了三个重要突破。其一，从证书到成绩单的命名转换，借用第一课堂成熟的权威范式，为第二课堂的学分化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借用，推进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其二，课程化、学分化、信息化三大核心操作机制的确立，实现高校学生参与共青团第二课堂可记录、可评价、可测量、可呈现；其三，将成绩单纳入评奖评优参考等半刚性挂钩的引入，使学生参与行为开始从被动员转向自我规划。到2017年底，全国已有507所本科院校、291所专科院校启动实施该制度，学分化的制度方向已被锁定。
（四）成绩单制度的全面推行（2018—2022年）
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双一流”高校建设全面启动，本科教育质量被置于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对本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质量标准。同年，全国教育大会确立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目标体系。第一课堂的提质增效，要求第二课堂提供更为有力的人才培养支撑。在经过前期的试点后，2018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这是学分化治理的核心顶层设计文件，标志着该制度从局部试点正式进入全国推行阶段，构成第二个最重要的关键节点。这份文件中最具制度分量的表述是要求将第二课堂成绩单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这意味着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获得了制度性确认，学分的设置、必修与选修的安排、审核流程的对接不再只是共青团内部事务，而成为涉及教务、学工、各院系的全校性制度议程。此后，从2019至2022年多项教育政策为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持续深化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发展导向。
这一阶段，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呈现分层传导与逐级扩散特征。前期试点高校和各地实施基础较好的高校带头推行，并逐渐传导至全国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2020年，《高校共青团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情况纳入评价指标。这一举措将制度压力从团组织系统内部的工作考核提升为自上而下的组织评价，进一步强化了各高校完善相关制度的驱动力。实施基础较好的高校会根据预期效果、学生特征和实际条件出台特色鲜明的校本制度方案；而实施基础一般的高校更多会选择复制模板，借鉴其他院校的制度文本；实际基础薄弱的高校会暂时观望政策走势，不强行出台制度文本。从2018年至2023年，全国实施该制度的高校比例从试点期间的数十所迅速上升至超过80%，覆盖学生群体从骨干学生扩展到全体在校生。
（五）全新宏观结构下的制度再调试（2023年至今）
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叙事。这一宏大战略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3年，教育部出台《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第二课堂的关注视野。2024年，《关于共建高校“大思政”体系推动高校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要求第二课堂成绩单与学分绩点、综合测评等评价机制相贯通，标志着第二课堂从相对独立的育人模块走向与第一课堂深度融合、与其他评价体系协同贯通的新阶段。上述政策动向表明，国家层面在持续推进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同时，也在推动其功能定位从独立记录向协同评价转型。
经济层面，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使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创新能力、数字素养、跨学科协作能力等非学术素质在人才评价中的权重进一步提升。第二课堂成绩单作为素质证明的公信力和实际效用，也因此受到更加严格的检验。部分高校开始重新评估学分化治理的成本与成效。文化层面，党的二十大重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第二课堂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其育人功能被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五育并举从政策话语走向制度实践，劳动教育、美育、体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陆续被整合进第二课堂学分体系，使得第二课堂承载的育人期待日益多元化。技术层面，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深刻重塑了高等教育的形态与治理方式。2026年《“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出台，为第二课堂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记录评价的科学化、精准化提供了技术愿景。
部分高校开始重新评估维持制度的成本与成效，作出不同的制度选择。就具体路径而言，当前呈现以下几种主要形态：其一，个别高校停止独立运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或将学分制改为积分制并脱离毕业硬挂钩，或将制度更名整合进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其二，部分第二课堂体系建设较为成熟的高校，将成绩单功能整合进较完善的评价系统，其记录、评价和激励功能在更大范围的评价改革实践中被吸收；其三，数量较多的是“路径依赖型”高校，虽未明确废止或重构制度，但制度文本修订频率显著降低，执行力度维持原有趋势；其四，部分高校定期修订完善制度文本，处于持续改进状态。这一阶段的分化，是制度在全面推行之后，各校基于自身办学定位、生源特征与组织资源进行的差异化调适。综观几种路径，尽管殊异，但均未走向恢复纯粹松散的课外活动形态的极端，即便在停止使用成绩单制度的高校，第二课堂活动仍由团委系统持续组织，退场的只是某种特定的学分化形式，而非第二课堂育人功能本身。
四、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发展的动力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不仅要求追溯制度如何演变，还需揭示为何如此演变。接下来进一步从宏观结构要素与微观高校个体行为两个维度，阐释推动这一制度演变的双重动力及其作用机理。
（一）宏观结构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对制度变迁的塑造
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并非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在宏观结构要素的持续塑造下不断演化。政治要素为制度变迁提供合法性来源和强制推力，经济要素设定制度效能的市场检验标准，文化要素赋予制度目标以价值内涵，技术要素则为制度运行提供物质基础并不断重塑其治理边界。
1．政治要素：国家战略导向与制度合法性供给
政治要素是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演变中最具主导性的结构力量，其作用机制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递进推动。在教育战略层面，从改革开放到党的二十大，每一次国家教育战略的调整都直接推动了高校第二课堂功能定位的升级。素质教育战略要求第二课堂从丰富课余生活转向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第二课堂承担思政教育功能，五育并举理念则推动第二课堂不断吸纳劳动教育、美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新模块。第二课堂承载的育人期待日益多元化，治理逻辑也随之不断复杂化。在群团改革层面，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要求共青团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克服脱离青年学生的倾向。“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正是共青团回应这一政治要求、通过制度创新重塑自身在高校治理中的角色的改革抓手。这一政治背景解释了2016年《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为何将第二课堂成绩单定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项目，它不仅是育人工具，更是组织存续的合法性工程。在政策工具层面，政治要素通过多种机制为制度变迁提供推力。政策文件直接施加强制性压力，如2018年《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要求将成绩单纳入人才培养方案；2020年《高校共青团改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制度压力从内部工作考核提升为组织评价；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第二课堂成绩单纳入国家青年发展战略，将制度提升至更高层级的合法性平台。这三类政策工具层层递进，为学分化治理的持续深化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动力。
2．经济要素：人才需求结构变化与制度效能检验
经济要素对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其作用机制体现为需求拉动与效用检验两个维度。在需求拉动层面，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阶段性调整，持续推动着社会对人才素质需求的变化。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素质教育战略应运而生，第二课堂被赋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功能。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国际化竞争压力使外语能力、计算机技能、团队协作等非学术能力在就业市场中的权重显著增加，2002年素质拓展计划正是对这一压力的制度化回应。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使创新能力、数字素养、跨学科协作能力成为人才评价的关键变量，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含金量因此受到更严格的检验。
在效用检验层面，经济要素直接影响了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分化格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持续增大，使第二课堂成绩单作为素质证明的公信力面临实质性考验。当成绩单的制度运行成本持续消耗组织资源，而其在就业市场中作为素质信号的辨识度未达预期时，制度便面临被调适、整合乃至替代的压力。当前部分高校选择停止独立运行成绩单或将其整合进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从深层来看正是经济理性驱动下的“成本—收益”再评估，当制度的有效性长期滞后于经济结构的人才需求变化，其存续基础便会产生动摇。
3．文化要素：育人理念演变与制度目标调适
文化要素对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认知变迁，二是高等教育内部育人理念的持续演变。在社会认知层面，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应用型人才的强调，到21世纪初对综合素质的重视，再到当前对创新人才的追求，社会对“人才”的定义在不断变化。第二课堂之所以在四十余年间持续存在并不断制度化，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终承载着社会对“超越分数的素质”的制度想象。无论这种素质被命名为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还是核心素养，社会始终需要一套制度来证明学生的非学术能力，而第二课堂正是承载这一需求的制度容器。
在育人理念层面，从素质教育到立德树人，从全面发展到五育并举，高等教育育人理念的每一次深化发展都直接推动第二课堂制度目标的调适。当育人理念强调全面发展时，第二课堂的功能定位是第一课堂的补充；当育人理念升级为五育并举时，第二课堂则必须成为与第一课堂同等重要的育人阵地。然而，文化要素在推动制度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制度内在矛盾的伏笔。第二课堂承载的育人期待越多，其功能边界就越模糊，模块膨胀和功能泛化的压力就越大。部分高校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什么都往里装，什么都不深入”的困境，正是文化要素驱动下制度目标过度扩张与制度能力有限性之间矛盾的体现。
4．技术要素：平台化运行与治理边界重构
技术要素对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从辅助工具到基础架构的转变，在学分化治理中始终扮演着“使能者”角色。在素质拓展计划时期，手工记录的低效率直接限制了制度的信息处理能力，削弱了证书的公信力。成绩单制度得以在2018年后全面推行，到梦空间等信息化平台的大规模应用功不可没。数字平台使学分认证的自动化程度和学生参与轨迹的可追溯性大幅提升，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实现了质的跃升，学分化治理因技术赋能而成为可操作的制度现实。然而，技术赋能也引发了新的治理边界问题：当AI可以辅助生成活动记录、优化成绩单呈现，学分化治理的“真实性”如何保障？数字化平台在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泛在化嵌入，如何划定治理的边界？这些追问构成了技术变革为学分化治理带来的深层张力。技术既为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也因教育应用伦理与评价科学性的限制而不断重新定义治理的边界。
（二）微观高校行为：趋同‑分化的双重逻辑
宏观结构要素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外部推力与约束条件，但这些力量并不会直接决定各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的制度形态。制度演变最终通过高校的个体行为得以实现，而各校在相同的宏观环境下却呈现出趋同与分化并存的格局。制度同形理论为解释这一双面图景提供了分析工具。
1．制度趋同：强制性、模仿性与规范性同形三重机制
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在政策关键节点之后，各校制度文本在模块框架、话语结构与技术平台上会呈现一段时间的高度趋同，是三重同形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强制性同形源于国家政策压力。2018年《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要求将第二课堂成绩单“纳入人才培养方案”，2020年评价指标体系将制度建设情况纳入考核，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趋同压力。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采纳与政策要求一致的制度框架是获得组织合法性的必要前提。政策文件虽然没有限定学分总量和挂钩方式的具体数值，但明确规定了制度的基本架构，模块化课程体系、记录评价机制、数据管理系统这些架构要求框定了各校制度文本趋同的下限。
模仿性同形在制度扩散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团中央首批和第二批试点高校率先出台的成熟方案，构成了后续扩散的模板。相当数量高校的制度文本在模块划分、学分区间乃至措辞上与早期试点高校高度相似，显示出明显的后发学习特征。模仿性同形在降低组织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显著功能。对于缺乏制度设计经验的高校而言，照搬成熟方案是最安全、最低成本的策略选择。
规范性同形通过全国范围的工作培训、案例遴选和经验交流，塑造了“什么是规范的制度方案”的专业共识。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组织的各类培训和研讨，为各校制度设计提供了专业标准和操作范例，进一步推动了制度框架的趋同。
2．制度分化：组织情境约束与设计者能动选择
在显著趋同的框架下，各校在挂钩刚性、必选修比例、认证方式和与第一课堂关系等核心维度上仍然呈现出稳定的类型学分异。这种分化并非趋同的失败，而是制度落地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可从组织情境约束与设计者能动选择两个层面加以解释。组织情境约束构成了分化的结构性条件。高校在办学层次、生源特征、组织资源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深刻影响着制度设计的可行空间。各校学分化治理方案的形成，并非制度设计者对政策框架的随意发挥，而是在组织情境约束下寻求最优配置的结果。
制度设计者的能动选择则解释了同一组织情境下制度方案的个体差异。部分高校的制度设计者倾向于精细化的科学建构。通过数据模拟、理论论证和多轮征求意见，为学分的加权参数设定提供方法论依据；部分高校的制度设计者则选择直接复制他校方案，以最低成本完成制度采纳。设计者的个人信念、专业背景、跨部门协调能力以及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都可能影响制度方案的最终形态。
3．制度分化的核心维度：兜底与竞争的配置逻辑
在各校制度方案的表层差异之下，一个贯穿始终的结构性变量是兜底功能与竞争功能的配置方式。兜底功能指向制度的覆盖面与底线保障，确保全体学生顺利完成学分要求；竞争功能指向制度的区分度与精英激励，为高驱动力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发展通道。各校制度方案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还原为在这一维度上的不同配置。底线保障型制度将兜底功能置于绝对优先位置，竞争功能缺失或极弱；强力竞争型制度则试图在兜底与竞争两端都设置较高标准，但往往导致制度负担过重；政策空降型制度在两项功能上均未有效建立，制度因缺乏内生动能而面临被悬置的风险；科学调控型制度则试图通过分层设计实现兜底与竞争的相对均衡，但这对制度设计能力和组织资源提出了较高要求，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持续的监测与调适。
兜底与竞争两种功能在同一制度框架中共存时，必然产生张力。兜底过强则制度缺乏区分度，竞争过强则制度面临覆盖率不足的风险。各校制度方案的分化，并非简单的执行偏差或设计缺陷，而是在这一结构性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的多样化尝试。部分高校停止独立运行成绩单或将其整合进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从制度逻辑的视角来看，正是组织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适配尝试后，对学分化治理有效边界的重新界定。
五、反思与优化
回溯高校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四十余年的演进，其最深层、最持久的矛盾始终聚焦于治理逻辑与育人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制度变迁历程后，尝试进一步揭示这一张力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可行的平衡之道。
（一）治理逻辑与育人张力的内在机制
治理逻辑与育人张力的根源，在于两种逻辑在目标设定、运行机理与评价标准上的本质分野。治理逻辑以“效率、可控、可度量”为核心追求。为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压力，它倾向于将第二课堂中模糊、弥散的育人过程，通过课程化编码、模块化分类与学分化赋值，转化为边界清晰、可计算、可比较的制度单元。这是一种将课外经历制度化为可治理空间的努力，其深层驱动力是寻求组织管理的确定性。然而，当学分、成绩单、刚性挂钩成为支配性的制度工具时，极易滑向工具理性膨胀的陷阱：学生的学习行为被“成绩为王”的考评逻辑所规训，内在的兴趣探索、意义追寻与人格养成面临被外在的指标争夺所替代的风险。
育人逻辑则以“生长、体验、意义建构”为内在规定。第二课堂的育人本质，恰恰在于其为学生提供超越第一课堂标准化规训的、更具自主性的成长时空。有效的第二课堂育人，往往发生在非结构化的人际互动、试错性的社会实践与深度的审美体验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能，具有滞后性、内隐性与不可通约性，天然地抗拒着即时、精确的量化评价。当治理逻辑过度挤压自主空间，第二课堂便会丧失课堂之外的育人灵魂，沦为第一课堂的延伸而非补充。
两种逻辑的张力，集中体现在“兜底”与“竞争”的功能配置两难上。若制度设计过度偏向兜底，以保证全体学生毕业为底线，学分认定极易流于形式，丧失对学生发展的激励功能；若过度偏向竞争，以成绩单区分度为核心，则必然导致优质资源的精英聚集与部分学生的参与冷漠，背离素质教育的全体性承诺。
（二）寻求动态平衡的策略
化解这一张力，并非要彻底消除某一方逻辑，而是要在制度设计中寻求二者的动态平衡。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可尝试以下策略。
第一，设计分层分类的弹性学分结构。打破学分化治理中修满即可或分高者胜的二元对立，构建“基础必修+进阶选修+荣誉挑战”的弹性课程体系。基础层重在体验与覆盖，保障全体学生达到基本素质要求；进阶层强调深度与能力，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发展需求；荣誉层则以项目制成果为导向，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非标准化评价通道。这一结构可同时满足兜底与竞争的复合功能，避免一刀切。
第二，推进过程记录与结果评价的适度分离。解决证明压力对育人本质侵蚀的关键，在于不让所有的育人经历都与考评挂钩。将过程性的自主参与经历进行非学分制的电子化记录，作为学生个人发展参考；仅对达到规定深度、有成果产出的项目进行学分认证和结果评价。这既保护了学生漫游式探索的兴趣，又为制度化的素质证明提供了依据。
第三，建立定期的“制度‑育人”双维度审视机制。高校应建立跨部门的专项工作组，每学年对第二课堂学分化治理成效进行审视。审视应包含双重维度，一是治理效能维度，检视学分结构、挂钩方式、管理流程是否科学高效；二是育人价值维度，通过质性调研评估制度的运行是否实质上促进了学生的自我驱动与能力生长，是否出现了普遍的“刷分”心态或应付行为。根据审视结果，对制度条款进行年度微调，从而实现从刚性执行向适应性治理的转变。
★新闻风向标★
1．时政一点通：
1.2026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2026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2026年9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举行茶叙。
4.2026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
5.2026年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国际早班车：
1.2026年9月22日，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2.2026年9月2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9%。
3.2026年9月24日，印尼客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42人。
4.2026年9月28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
5.2026年9月29日，特朗普政府谴责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居民遭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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