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行时★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
2026-09-15 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讲话
2026-09-12 来源：新华社
尊敬的莫迪总理，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新德里，感谢莫迪总理和印度政府的周到安排。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
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坚持独立自主，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
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不畏艰难、砥砺前行，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
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不断深化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合作，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破解这些赤字，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金砖国家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新而行、向高攀登。不久前，中方携手各方推动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面向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为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在此，我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事实必将证明，“脱钩断链”阻碍不了我们的发展进程，“小院高墙”只会禁锢自己、割裂世界。
第二，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归根到底是战后国际秩序发生动摇，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有效遵守。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
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这场战事给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旨在呼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要重视解决根源性问题，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构建安全新架构。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其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共处。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羹之美，在于合异。金砖国家传承古老文明、孕育多元文化，应当成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的百花园。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要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决定着人类社会前途命运。金砖国家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反对退群毁约和另起炉灶。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对滥施关税，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各位同事！
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我们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谢谢大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
2026-09-13 来源：新华社
尊敬的莫迪总理，
各位同事：
感谢莫迪总理和印度政府主办这次会议。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混乱、失序不可避免。公平正义是人心所向，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强权即公理”的逻辑行不通、早就应该摒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维护最惠国待遇等原则，积极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新规则。支持新开发银行运营发展，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已经同各方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惠及120多个国家的人民。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将继续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应当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各位同事！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我们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为此，我提出5项倡议。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通过实施倡议，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各位同事！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让我们勠力同心，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谢谢大家！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026-09-16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6-09-15 来源：新华社
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
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式。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坚决惩治科研腐败。
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怀进鹏调研吉林教育工作和长春大冬会筹备情况
2026-09-15 来源：教育部
9月13日至15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赴吉林省调研，深入中小学、有关高校和长春大冬会场馆建设现场，了解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高校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及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等情况。
在图们市，怀进鹏深入图们市第二高级中学、国门红军小学，了解吉林省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县中振兴、国门学校建设、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民族地区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情况。他指出，办强办优基础教育，事关国家长远发展、事关人民幸福，必须立足全局，着力构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为每个孩子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要深入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常态长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升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质量。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情况，完善基础教育布局规划，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长春市，怀进鹏深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大学，了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和“双一流”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体系建设、高等特殊教育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锚定“十五五”新方位，紧扣国家战略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现实需要，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优势，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以改革创新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提升思政课育人效果，强化实践育人。要加强有组织科技创新，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和高水平科技赋能，聚焦东北重点产业、行业，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加快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创新为牵引，与产业发展和东北振兴相适配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适应时代需要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推进教师教育改革，探索未来教师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积极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畅通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渠道，加大对残疾学生接受教育的帮扶和关爱力度。
在长春大冬会体育场馆建设现场，怀进鹏深入察看场馆改造进展，详细了解赛事筹备有关情况，看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代表。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作为，坚持“简约、安全、精彩”，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和务实高效的举措，全力抓实抓细各项筹办工作，努力把长春大冬会办成一届展现中国特色、彰显大学生青春风采的国际体育盛会。
★学术三江源★
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机理、堵点与举措
李莞荷 姜晓晗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靠资源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迫切需要以科技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一系列表述反映出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二者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资金链衔接，加快科技创新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转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交汇点，承担知识生产、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重要职能；产业则为高校科技创新提供前沿技术需求、应用场景和成果转化载体。基于二者的关系，已有研究逐渐突破将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视为线性合作模式的传统认识，转而强调二者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关注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相互牵引和二者深度融合的基本特征。也有研究进一步阐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逻辑，认为科技创新通过产业应用由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或从生产力构成要素出发，认为二者融合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劳动资料智能升级、拓展劳动对象并优化三者组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然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尚属新兴议题，围绕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刚刚起步，对于其间的逻辑机理以及高校作为重要科技创新主体的角色转变与作用发挥均有很大讨论空间。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制度、技术、资源、人才的四维分析框架，探讨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剖析现实堵点并提出现实举措，以期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建议。
二、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
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指高校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基本职能过程中，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主动推动科技创新活动与产业创新有机衔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并依托产业发展需求和应用反馈不断优化科技创新方向，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二者融合突破了传统高校科技成果向产业单向转移的模式，瞄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需求，围绕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资金链深度耦合，形成多方互动、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创新共同体。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维度：制度引领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技术驱动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资源重组促进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人才支撑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劳动者。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共同构成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制度引领：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方式由单一主体相对独立生产转向跨主体、跨组织的协同生产，这对既有生产关系的适配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指的是与新质生产力性质、发展水平和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表现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业态，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力量。从这一内涵来看，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制度调整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为产教关系重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构和创新利益分配制度重构。其中，产教关系重构指的是高校和企业由分散走向协同创新，尤其在数智化背景下，可以尝试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依托数字技术和数据平台联结产教组织不同部门，形成更加紧密的组织关系，推动人财物等创新资源的自由组合与流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更加高效的创新组织关系。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构指的是科技成果由高校至企业单向转移发展为共同研发、共同转化和共同应用的协同创新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科技创新的质变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和发展新产业。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需要在科技成果研发中同步融入产业需求，加快成果向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转化，依托科技成果培育形成新业态。创新利益分配机制重构是指高校和产业围绕科技创新活动，对利益分配规则和激励制度进行优化调整，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协调机制。当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达到深度融合阶段时，产教双方确已探寻到创新共同体的利益耦合点，形成了与新质生产力相配的创新利益分配机制。
（二）技术驱动：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科技创新成果首先表现为理论、方法和技术等知识形态，本质上属于潜在生产力，只有经过技术验证、工程开发和产业应用等环节，将知识与技术嵌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进一步结合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跃升为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一般技术创新，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具有较强的技术迭代性，能够重塑产业发展模式和市场竞争格局，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空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但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传导路径。
高校科技创新以知识创造和技术突破为核心，具有基础研究实力强、学科体系完备和前沿探索能力突出等优势，能够持续产生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潜力的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创新则以技术应用和产业价值实现为导向，更加关注市场需求、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效益，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真实的产业场景、明确的技术需求和持续的应用反馈。二者深度融合，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这一技术驱动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需求牵引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源头技术供给。在新质生产力迸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产业技术发展往往面临知识边界尚未明确、技术路径尚未成熟和应用场景快速变化等问题，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能够有效转化为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重要问题来源。二是产业应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新型劳动资料，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变，进而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例如，仿真建模、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与产业生产过程相结合，推动形成了能够实现生产实时感知反馈、虚实交互联动、高保真建模模拟等功能的数字孪生系统。三是科技创新拓展劳动对象范围并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现实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校企协同攻关和一体化研发获取新材料和新能源，不断拓展劳动对象范围。例如，在新型储能领域，高校科研团队与企业研发力量围绕固态电解质、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等开展联合攻关，使新型材料在研发过程中同步接受产业场景检验，并逐步转化为现实劳动对象，进而推动储能技术迭代和相关产业升级。
（三）资源重组：整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非依靠单一生产要素的升级，而是需要知识、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科研设施等多种创新资源的协同优化与系统重组。高校与产业分别处于知识生产和产业实践的不同环节，掌握着不同属性和功能的科技创新资源。高校除了拥有政府直接投入的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资金，还集聚了高层次科研人才、前沿科技创新成果、丰富的学科知识资源以及完备的科研设施和实验平台；产业则拥有较强的资本运作和融资能力，集聚了熟悉产业实践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掌握丰富的工程经验、产业数据资源和市场信息，具备技术检验和应用的完整产业场景。由于二者在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创新优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驱动作用的本质是将分散于不同主体的科技创新资源纳入统一的协同创新过程，将产教双方拥有的异质性科技创新资源进行识别、获取、利用和配置，使得内外部分散的资源要素整合并重新激活形成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资源组合。
在新质生产力理论视域下，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重组，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重组。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三者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交互关系。例如，掌握数智技术和工程技术的劳动者能够借助智能化的新质生产资料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感知和智能决策，智能化劳动资料能够通过数据采集和算法分析不断识别劳动对象的状态变化，大数据、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型劳动对象又能够进一步为科技创新和生产方式变革提供新的空间。三者协同互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升。
（四）人才支撑：培育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劳动者
新质劳动者是科技知识的承载者、先进生产工具的驾驭者和技术创新的实践者，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是高校的基本职能。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872.57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基础的人才保障。然而，与传统劳动力相比，新质劳动力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技术技能，更需要创新意识、数字素养、跨学科知识、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协同合作能力。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方向失配，难以充分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层次、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因此，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为培育新质劳动力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以改进劳动者知识形成的方式，推动劳动者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新知识、新技术的主动生产者。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创新具有知识边界不断拓展、技术迭代速度加快的特征，劳动者必须具备持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产出新知识的能力。此外，高校与产业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往往涉及多学科知识、多技术领域和多生产环节的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了跨学科、跨领域、跨场景的学习环境，提升其综合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劳动者由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简单操作者转变为驾驭者和创新者。随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广泛应用，劳动资料逐渐由传统机械工具转变为具有感知、分析、决策和自主执行能力的智能化生产系统，劳动对象也不断拓展至数据、新型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型生产要素。劳动者的作用不再只是执行既定操作，而是需要运用数字技术驾驭智能化生产工具，并根据生产过程中的实时变化不断优化生产方案。如此推动劳动者转化为新质劳动者，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堵点
（一）制度供给不足，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形成
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质上是通过产教关系、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利益分配三方面的制度安排优化生产关系，实现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体系之间的有效联通，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近年来，我国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相关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但由于涉及高等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两个复杂多变的子系统，现有制度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充分形成。
一是尚未形成权责清晰的产教组织关系，跨主体协同创新缺乏稳定的制度基础。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亟须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产教融合型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为高校实施“一校两制”提供相应指导与依据。但目前在相关制度设计上并未进行明确的体现，产教融合组织的实体化发展受到制约。产学研合作多依赖于短期项目和技术问题，合作关系往往随着项目立项而形成、随着项目结题而弱化。短期化、项目化的组织关系难以支撑高校与产业围绕前沿技术开展持续协同，从而制约长期稳定创新共同体的形成。二是对科技创新过程关注不足，协同创新过程缺乏制度支撑。目前相关政策更多关注创新结果，对共同凝练科技问题、协同研发、资源配置和风险共担等过程性环节制度供给不足。这削弱了产业需求对高校科技创新的持续牵引作用，增加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制度障碍。三是市场化导向制度供给仍显不足，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形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走向准市场化治理。但高校长期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参与技术市场竞争和主动对接产业需求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教创新共同体。上述制度的供给不足，导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形成。
（二）技术传导链条不畅，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受阻
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技术源泉，但其从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进一步跃升为新质生产力，需要经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工程开发等多个环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已提高至10.1%，但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技术传导链条不畅，是制约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关键所在。
一是产业需求与高校科技创新衔接不足，产业创新的需求牵引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部分企业受研发能力、科研领域话语权以及短期经营目标等因素影响，难以及时将产业实践中的技术难题凝练为可供高校开展科研攻关的科学问题。二是技术验证和工程化开发能力不足，科技成果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存在梗阻。当前高校科研资源主要集中于知识创造和技术研发前端，而企业更加关注成熟技术的应用效益，连接二者的中试验证、技术熟化和工程化开发环节相对薄弱，导致部分科技成果虽然具有较高创新价值，却因技术成熟度不足、工程适配性不强而难以进入现实生产过程。三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和规模化扩散不充分，现实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受到制约。企业采用新技术需要承担较高转换成本和市场风险，容易使前沿科技成果停留在示范应用或局部应用阶段。技术扩散不足使其难以形成对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产业结构的系统性改造，从而阻滞现实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
（三）创新资源整合效能不高，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能力仍待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所依托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知识、人才、资本、数据、科研设施等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与组织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性配置和优化组合的结果。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整合作用，关键在于突破既有组织、学科和主体边界，实现异质性科技创新资源的重新组合。当前的问题并非创新资源总量不足，而更多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仍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跨学科、跨组织和跨产业的发展需要。
一方面，创新资源的组织逻辑存在差异，异质性资源难以实现精准组合。高校科研成果、科研团队和实验平台通常按照学科体系组织，而企业技术需求和创新资源则按照产品体系、产业链和应用场景组织，两类创新资源的分类方式、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存在差异，使科技创新资源存在“有资源难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这种问题在跨学科、跨产业的前沿领域更加突出，制约了创新资源由简单集聚向协同重组转变。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资源跨主体开放程度不足，资源共享仍存在边界壁垒。新质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依赖大型科研设施、高质量数据和真实产业场景，但是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资源大多为科研部门或单位独立所有，导致科学仪器重复采购和科技创新数据重复获取。2024年，科技部、财政部对344家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考核，有单位因开放共享意识不足、仪器设备低效使用、闲置浪费等问题被评为较差等级，评级为优秀和良好的单位不足半数。与此同时，企业掌握的大量生产数据、技术参数和应用场景又涉及商业秘密、数据安全和竞争优势，导致相关主体不愿流通、不想流通，进一步增加了创新资源整合的难度。
（四）人才培养体系滞后，新质劳动者培育成效有限
新质劳动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其培育不仅要求高校持续提供高层次人才，更要求劳动者能够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程中实现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劳动方式的全面升级。然而，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创新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新质劳动者培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制约了高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能。
一是学科和专业结构前瞻性不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高校围绕产业发展趋势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并且持续优化引领产业发展的专业设置、强化高端人才供给。然而，大部分高校学科布局仍主要沿袭传统学科体系，虽然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相关学科具有相应措施，但是较少设置具有产业引领作用的学科和专业。二是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育人机制不健全。部分高校在围绕产业重大需求开展协同育人的过程中仍存在学科壁垒较强、资源整合不足、跨学科背景师资薄弱等问题，导致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难以支撑产业创新。三是产业实践融入不充分。随着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新质劳动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驾驭智能化生产工具、分析生产数据和开展技术创新的能力。当前部分高校产教融合仍较多集中于实习基地建设、阶段性实践和项目合作等外围环节，企业真实技术需求、生产场景和工程问题尚未充分进入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和人才培养全过程。这使学生在真实产业环境中驾驭智能化生产工具、分析生产数据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机会仍显不足，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质劳动者的能力要求。
四、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举措
（一）完善制度体系，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通过制度供给推动产教组织关系、科技成果转化关系和创新利益分配关系重构，是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保障。一是健全实体化产教融合组织制度。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探索混合所有制产教融合型组织，明确人员管理、资金投入和组织治理等权责边界，推动校企合作由临时性项目合作转向长期稳定的有组织协同，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创新。二是完善科技创新全过程制度安排。建立高校与企业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设计研发任务、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的协同机制，推动产业需求融入科技创新全过程，使企业由成果承接者转变为共同参与者和应用牵引者。三是完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健全知识产权归属、成果收益分配、作价投资和股权激励等机制，探索长期收益分享与阶段性收益兑现相结合的激励方式。同时，完善尽职免责和风险补偿机制，对技术探索、工程试验和前沿应用中的合理失败给予制度包容，降低高校和企业主体参与高风险前沿创新的顾虑。
（二）贯通技术传导链条，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优势
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特别是促进高校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贯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传导链条。一是建立产业问题向科学问题的转化机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高校科研人员、企业工程师和技术经理人共同凝练产业技术问题，将产业链、生产过程和应用场景中的真实需求转化为具有技术突破潜力的研究问题，提高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高质量科技供给，为形成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支撑。二是强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和工程化开发。在高校科技园和产业集聚区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依据技术成熟度提供原理验证、样机开发、工艺优化等服务，将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三是拓展应用场景和规模化扩散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向高校开放真实产业应用场景，与高校合作开展技术示范合作，并推动成熟技术向上下游企业扩散，使科技成果系统改造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并重塑生产方式，推动现实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
（三）优化创新资源重组机制，提高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效能
科技创新资源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实现不仅取决于资源规模，更取决于不同类型资源的协同配置和优化重组，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顺畅流动。一方面，应建立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机制。依托数字技术建设资源与需求对接平台，梳理高校科研团队、科技成果、仪器设备和实验平台等各类创新资源，形成科技创新资源库。促进各方生产要素精准匹配，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条件，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完善科研设施、数据和产业场景开放共享机制。推动高校科研仪器和实验平台面向企业分类开放，完善预约和使用流程。针对企业数据和产业场景开放不足，在保障商业秘密、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建立分类分级授权和受控访问机制，促进高校与企业创新资源共享，推动新型劳动资料升级和劳动对象拓展，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健全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提升新质劳动者培育能力
新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主体力量。高校应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需求深度衔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一是建立面向未来产业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前瞻布局对产业发展具有牵引作用的学科专业，增强学科专业对产业技术变革的响应能力。二是构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跨界培养机制。依托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现代产业学院和卓越工程师学院等载体，促进多学科知识和技术融合，提升学生驾驭新技术、解决复杂问题和开展协同创新的能力。三是将真实产业创新过程融入人才培养。可通过建设数字孪生课堂、打造虚实融合的智能创新工场等方式，重塑数智赋能的教学科研新场景，推动重大科研项目、企业真实技术问题进入课程教学和实践训练，构建“教育链—科技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引导学生在解决未来与前沿产业问题中，提升应对创新不确定性和创造综合价值的能力，使其由知识学习者转变为技术创新参与者和先进生产工具驾驭者，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人才动力。
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赵倩 杨秋燕 葛信勇
一、问题提出
“高校教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校教师评价改革始终与国家教育战略同频共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同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针对高校开展了“破五唯”专项行动，直指高校教师评价核心问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破除“五唯”搭建起改革的“四梁八柱”，构建起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评价改革制度框架，高校教师评价是其中的重要板块。《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要求“深化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2025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延续并深化了突出质量贡献、强化分类评价、支持青年成长的政策逻辑，旨在通过完善评价机制激发教师活力，推动高等教育实现以评价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当前的教育政策与学术研究视野下，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已形成两条具有区分度的研究脉络：一是流程性维度，重点关注评价体系的整体构建，倡导回归育人本位的价值导向、推动建立健全“多把尺子量人才”的分类管理与“全评价”系统框架，同时从价值主体、评价主体、治理主体等多元主体角度阐释其行动逻辑，致力于构建以信任与发展为本的教师评价生态；二是模块性维度，聚焦评价体系中的关键领域开展专门探索，涵盖师德师风评价的要素性指标框架、教学评价素养的系统培育路径、科研评价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以及绩效评价指标重构与方法优化等方面，并对评价导向、主体、标准、方法等结构性要素进行深入解构。此外，数智融合作为驱动评价改革的关键技术路径也受到广泛关注。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管理主义视角切入，部分成果兼顾教师个体发展需求，研究范畴边界清晰且技术路径翔实，体现出比较清晰的认知演进趋势。然而，少有研究从组织发展的整体性视域出发，对评价的内在理路、生成逻辑、制度设计、实践张力与发展进路等议题进行系统性关联与剖析。近年来，国家层面围绕高校教师评价改革密集出台指导政策，涉及师德师风建设、职称评审、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关键领域，为高校教师职业发展与学术创新构筑起制度框架，并持续引导社会预期。随着政策引导与学术探索的持续深入，高校教师评价的核心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已经形成多层面协同的改革认知。本研究立足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是集理念、制度、技术、文化于一体的复杂生态系统，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价值冲突与权力结构，系统分析其多层面的复杂影响，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以推动评价范式从外控式管理转向内生式发展。
二、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价值意蕴
高校教师是集知识传承、学术创新与社会实践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者构成共生体系，科研创造为教学注入前沿性，教学实践为科研提供反思场域，社会服务则验证并拓展学术价值。然而，现行教师评价体系未能有效支撑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使命结构，反而因其内在张力引发价值异化与系统脱节。由于行政逻辑与资源分配功能的过度嵌入，以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绩效考核为代表的评价实践，迫使教师倾向于“重科研、轻教学、虚服务”的功利性取舍。此类评价多停留在追求程序合规的人事管理层面，尚未真正转向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为核心的发展性评价范式。科学的高校教师评价应修正其功能取向，充分尊重岗位类型、学科领域、成果形态的多元差异，促进高等教育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深层回归。
（一）回归育人本质：重塑教育评价与人才培养的价值逻辑
在价值论层面，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人才培养，这决定了教师评价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价值依归。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共222.36万人，承担着4872.57万在校生的培养重任。然而，当前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共同构建的外部评价体系，如高校排名、学科评估、资源分配与人才计划遴选等，仍然普遍倚重高显示度的可量化科研指标，使得高校在资源竞争中逐渐形成“科研优先”的行动逻辑。为了在外部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高校必然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的主要依据，并通过岗位聘任、职称晋升、绩效分配等机制予以强化。而教学成果由于难以量化且成效滞后，在评价中常处于软性参考地位或底线要求，缺乏实质性考评权重。强科研激励与弱教学回报机制对教师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在理性行动逻辑驱使下，教师趋向于将更多精力投入能够产生个人收益的科研活动甚至商业项目，而对本科生培养等工作倾注的热情与关注不足，最终导致高校最根本的人才培养职能在实践中被弱化。“重科研、轻教学”倾向本质上是价值逻辑的错位，偏离了教师立德树人的职业初心，也助长了功利化与短视化的职业发展取向，难以引导教师安于教学、潜心育人。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的正确导向作用”，“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构建有效的教师评价体系，根本在于价值逻辑必须回归“育人”本源，实现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机统一，强化其对教师成长的引导与激励功能。高校推进教师评价改革，关键在于对评价体系进行使命重构与指标再造，将评价重心切实转向课堂教学质量、课程建设成果、学生成长支持及学术育人贡献等体现育人本色的维度。比如，在职称晋升、评奖评优中提高教学业绩与育人成果的权重，建立长期、稳定的教学回报与声誉机制，使潜心教学的教师拥有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更深层次的改革，在于对教学的学术价值进行理论正名与实践重塑。积极引入并倡导“教学学术”理念，认可卓越教学本身即是一种学术创造，鼓励教师对教学实践开展系统性探究、反思与成果凝练，推动形成符合公开交流、评议、传承等学术标准的创新性教学成果，并将其纳入高校知识创新与贡献体系。唯有通过评价指挥棒的战略性调整与制度文化的协同建设，方能从根源上矫正价值偏差，重塑教师乐教、学生向学的教育生态，回归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的根本使命。
（二）强化服务职能：对接国家与区域重大战略需求
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是组织办学理念的具象化表达，其设计逻辑深刻影响着学校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轨迹。随着高等教育功能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不断向外扩展，其社会服务职能日益凸显，推动形成了高校、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评价格局。教师队伍作为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核心要素，其评价标准能否精准适配多方协同服务战略的现实需求，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实际效能。在传统评价体系中，教师长期被局限于以论文、项目与经费为主要指标的“学术锦标赛”内循环，导致学术生产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以强化服务职能为导向的评价改革，旨在超越对学术产出数量与期刊等级的片面追求，将评价重心聚焦于研究成果在解决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传承创新区域文化等维度的实际贡献，推动评价逻辑从“学术内卷”转向“价值外溢”。改革不仅体现在外在评价指标的扩容，更在于推动学术价值本源的回归，实现知识价值与社会效用的统一。
高校教师评价改革是优化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的关键举措，更是驱动高校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布局、赋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通过评价体系“指挥棒”的转向，系统引导高校及教师实现发展范式与价值追求的深刻变革。一方面，推动高校超越传统的、自发式的学术生产模式，有组织地集聚与整合优势科研资源，精准投向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另一方面，鼓励教师深入产业转型升级一线，融入社会治理实践，从现实问题中凝练科研课题，实现需求导向的研究模式转型。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科技创新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能促使社会科学研究直面并致力于回应重大社会关切、引领思想变革、推动文化繁荣，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双向赋能，促使高校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中重塑自身价值。未来，随着评价体系对多元价值的持续识别与释放，高校将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坚实的支撑作用。
（三）激发创新活力：释放教师科教融汇新动能
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作为关键性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行为取向与工作重心，其改革的意义远超管理优化范畴，更在于对教师潜能的系统性挖掘与学术未来的格局重构。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彻底打破长期存在的科研与教学二元对立结构，激发教师将前沿探索与教书育人深度融合的创新活力，进而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在传统评价模式下，科研与教学被置于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格局中，迫使教师在两条彼此割裂的轨道上并行竞速。科研成果凭借论文、项目等“硬通货”占据评价高位，而教学投入因其自身特点常常沦为“软约束”。这种割裂不仅造成教师精力分散与角色冲突，更导致前沿科研发现难以及时、有效地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进而致使课堂教学内容与知识创新前沿之间出现断层。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认识到高水平科研是高质量教学的知识根基，而启发性教学实践亦能催生科研创新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活力，二者本质上是共生演进的知识协同体。
汇行为的新体系。评价应从过去对教学科研进行分项计数与量化累加，转向对知识从生产到传播全过程的转化效率与创新价值的深度关切，其内在逻辑要求进一步加强评价维度的精细化、证据来源的多元化和价值导向的发展性。具体而言，评价应聚焦于考察教师是否将最新研究成果、攻关中的科研问题及其内隐的思维方法论，系统性融入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为学生营造接触知识前沿、体验创新过程的浸润式学习情境。同时，也应充分重视教学实践作为科研灵感来源的反馈机制，鼓励教师将教学中的反思与师生互动的思辨转化为新的科研切入点，真正实现教学相长的学术循环。新体系秉持发展性导向，致力于构建正向反馈机制，引导和激励教师自发开展科教融汇实践。改革应清晰传达一个信号，即致力于将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的教师才是高校实现根本使命的最宝贵的学术资本，以此驱动教师将前沿探索与教书育人内化为一体两面的专业认同与事业追求，形成“科研反哺教学，教学滋养科研”的良性生态，为创新人才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制度性动力。
三、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现实困境
高校教师评价本质上是一项深嵌于大学组织文化与制度环境网络中的复杂体系，兼具系统性、多维性与价值负载性等特征。当前，高校教师评价改革仍然面临诸多困境，既源于传统评价体系的路径依赖，也涉及技术手段、资源分配与文化认知等现实制约，以及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执行耗散与组织惯性的影响。
（一）制度惯性：传统评价体系的路径依赖
高校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处于外部制度环境与评价导向所形塑的“组织场域”之中，办学行为受其深刻影响。传统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路径依赖，本质上是制度变迁中历史惯性与现实利益的复合产物。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实行效率优先发展模式，政府对高校的评价具有鲜明的外显量化特征。这一制度安排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激发了高校科研活力，但同时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系统，高校纷纷将资源向科研倾斜。现行评价体系以国家指导、地方解读、高校执行模式为主，管理部门通过制度设计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高校为了获取更多资源、降低发展的不确定性，逐渐呈现出组织高度同构、行动高度一致的特征。比如普遍追求大而全，不少以特色见长的院校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学科体系，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这实质上是高校在既定制度环境中的理性选择。为了推动基于绩效的精细化治理，高校内部呈现出明显的量化管理特征，以可量化的指标简化治理复杂度。此外，现行制度必然催生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出于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该群体难免在学校推动改革过程中形成隐性阻力，进一步固化原有利益分配格局。
高校教师分类评价体系的主要症结，在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适配性仍显不足。尽管多数高校已建立形式上的多元岗位划分框架，但实际操作中普遍存在名义上分类与实质性考核的制度性落差，如教学为主型岗位仍然被科研考核加码、社会服务型岗位被学术化考评、科研为主型岗位教学任务过载等问题，均反映出分类不彻底、边界模糊的制度缺陷。同时，现行评价体系因过度依赖量化指标而呈现出明显的“理科化”倾向，未能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模式、成果形态及价值实现路径上的本质差异。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专著、智库研究报告等周期长、效益隐性的成果被系统性低估，难以在基于效率逻辑的评价框架下获得公允认可。本应促进多元发展的分类评价可能因此异化为助长学科不平等的隐形推手，学科间的生态失衡可能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格局和内涵提升。
（二）技术瓶颈：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不足
实行“代表作制度”旨在对“五唯”纠偏，通过抑制过度量化评价所引发的学术内卷化倾向，减少低水平重复性建设。根据《中国高校职称评审小同行评价研究报告（2024）》，2018—2024年委托第三方开展评价的高校数量、参评教师数量的增长率分别为1373%、2844%，明确以代表性成果替代传统论文堆砌，强化成果创新性、社会价值等核心维度展示。然而，在长期形成的“五唯”惯性、行政主导及外部评价压力的复合作用下，高校教师评价过程仍然呈现出僵化与形式化趋势，导致评价活动变为制度性负担。在流程设计上，教师评价常被简化为表格填报、分数核算等技术流程，体现专业深度的代表作评议环节沦为程序性过场。在同行评议方面，受限于评审时长、信息不对称及专家自身认知边界，难以确保对学术贡献作出科学合理的实质性评判。评审过程中非学术的主观性因素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人情”“圈子”压力等干预因素在投票决策机制中可能潜在介入，对基于学术质量的客观判断造成一定干扰。此外，行政权力在职称评审、人才推荐等关键评价环节具有结构性优势，将进一步强化行政逻辑的主导作用。在运行逻辑层面，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前者关注研究的内在价值及未来前景，后者依赖既有成果和基础进行回溯性判断，这种“前瞻性探索”与“后视性评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存在。同时，由于教学效果、师德师风、社会服务等指标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质性评价面临可操作性难题。在此背景下，若仍然机械套用预设指标，必然造成评价标准与教师真实贡献脱节，使得潜心从事长周期、原创性研究的教师在评价体系中处于劣势。
评价过程的形式化问题，根源在于制度逻辑与实践场域之间发生错位，以及结果运用导向的局部失衡。在制度落地环节，尽管分类评价、多元考核等顶层设计立意良好，但其缺乏操作性强的配套实施细则及动态反馈调节机制，往往在基层难以落实，陷入机械执行的困境，导致政策初衷与实践效果相偏离。行政系统主导的标准化模板难以适配学科差异、院校特色及教师发展阶段的多样性，配套细则的模糊性迫使基层单位采用“一刀切”操作模式。评价标准未能建立起与科技发展前沿、社会需求变迁联动的更新机制，导致制度滞后于实践创新。在结果运用维度，评价体系的功能出现明显窄化。评价结果过度聚焦于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资源分配功能，未能与教师专业发展形成有效联动。重考核结果、轻发展过程的评价机制，既忽视了对教师职业发展和成长周期的持续跟踪诊断，也难以助力青年教师实现能力的有序提升。高校教师评价由此陷入“为评而评”的被动状态，教师成为应对考核要求的制度客体，而非评价所应服务的能动主体。
（三）资源约束：区域位置与校际差异加剧
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系统推进，还面临资源禀赋的区域间不平衡与校际发展分化等现实制约。目前，高校师资总体上呈现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向东部地区单向聚集的趋势，在各省域内形成围绕省会城市的差序格局。可见，人力资源流动与经济、教育资源分布高度同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人才配置格局。根据《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北京（6.58%）、上海（4.35%）、广东（3.60%）、天津（3.44%）、江苏（3.36%）、浙江（3.22%）等地区的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在知识储备存量、研究人员规模方面均位居全国前列，形成强大的资源集聚与创新辐射效应。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拥有更充足的财政支持、更密集的产学研网络以及更广阔的人才流动通道，有能力承担多维评价体系所需的制度成本，比如为建立长周期评估机制提供资源保障，依托国际协作网络引入同行评议，以及提供开发数字化成效追踪平台相应的经费与技术支持等。而欠发达地区高校由于资源受限，其评价体系高度依赖可量化、易操作的简化指标，难以承担质性评价、多维评价所需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校际资源差距同样深刻影响评价导向，当头部高校已逐步突破“五唯”桎梏，探索更具内涵的发展模式时，诸多地方院校为了维持基本学术产出与生存，仍被迫强化量化考核。此外，东西部高校在人才结构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顶尖高校学术谱系更加多元，“近亲繁殖”现象较少；西部高校师资学缘结构相对单一，梯队建设面临引才难、留才难的双重压力，客观约束下的适应性选择有可能加深人才引进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加剧长期的结构性弱势。
区域和校际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显性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层面，更渗透于制度弹性、组织文化、治理能力等隐性维度，共同塑造了高校在评价改革中的差异化路径。通常情况下，发达地区高校具有更强的政策转化能力，能够灵活地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契合自身的校本实践。这类高校依靠充裕的行政赋权和成熟的组织生态，能够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实现制度再创新，形成“上下衔接、内外联动”的改革格局。而资源薄弱院校受限于行政效能与学术共同体成熟度，缺乏将宏观政策进行校本化诠释的能力，常常机械复制外部评价模板，进而导致改革举措水土不服。同时，社会网络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使得校地合作、产业协同等社会服务评价指标丧失区域可比性。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的社会服务贡献更容易获得市场化价值确认，而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基层服务成果往往面临价值计量困境。这种隐性资源落差使得多元评价在实践中可能演变为新的不公平机制。因此，破解资源约束困局，需要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超越一体化、均质化改革的思维定式，构建梯度化、差异化的政策供给体系。唯有从宏观制度层面创新高校分类评价及资源配置机制，扭转“层次”偏见，才能为教师评价改革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四）文化认知：功利主义与价值冲突
纵观当前高等教育生态，急功近利的心态与资源竞争的双重压力共同构筑了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当多数高校过度重视外部评价，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学校排名、论文数量、项目申报等显示度较高的竞争性领域时，“唯指标”的治理取向传导至教师评价层面，必然形成对即时性、显性化成果过度推崇以及对长周期、隐性化创新价值相对忽视的特点，进而在深层次上抑制教师的创新潜力。在制度运作层面，紧迫的晋升压力与频繁的年度考核叠加，固化了短期化的激励结构，教师不得不优先选择短期内易量化、易达标的任务。部分青年教师在“非升即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将有望实现重大突破的研究拆分为多篇可快速产出的论文，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性大打折扣。在指标设定上，量化考核的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剧了成果速成倾向，使得学术探索被异化为论文篇数、项目经费等量化指标的机械堆砌，造成研究深度不足、同质化严重，而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学术创新，却因其难以匹配短期评价框架而失去生存空间。近年来，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遭遇的“卡脖子”困境，实质上就与长期以来科研短期功利主义导致的基础研究薄弱有关。以半导体领域关键设备光刻机研发为例，此类技术攻关需要多学科协同、长周期投入，但现行评价体系更认可短期内可量产、易发表论文的改良性研究，两者之间的错位导致教师在核心装备的基础原理和原始创新上投入不足。同时，过度追求量化指标带来的焦虑和浮躁情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破坏学术生态。
高校教师评价短期化导向的成因复杂多元。一方面，对绩效主义的过度依赖严重挤压了科研活动的内在规律与学科发展的异质性需求。绩效评价制度将复杂的学术研究简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指标体系，迫使教师为完成考核任务而追逐“短平快”成果，忽视了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层次追求。在“工分制”考核背景下，部分社会科学教师放弃需要长期深耕的理论著作，转向更容易发表但学术积累有限的时评类文章。另一方面，社会对高校的认知仍普遍聚焦于科研成果和大学排名等外显指标，倒逼高校在改革中妥协，继续将期刊影响因子、论文被引次数、项目经费等有利于提升学校排名的参数应用于教师评价，并辅以高频考核机制。其结果是，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模式、成果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被刚性统一的评价框架消解。评价标准的趋同造成部分学科发展路向偏移以及部分教师发展方向受阻，进而产生“工科理科化”、教师因晋升无望而被动“躺平”等现实问题。此外，团队合作与跨学科贡献在现有评价体系中难以被有效衡量，教师更倾向于单打独斗以凸显个人业绩，导致协同文化缺失与学术共同体意识淡化。可见，高校教师评价改革所面临的现实张力，本质上是教育行政化、功利化与学术理性、育人使命之间的深层矛盾。破解这些困境，既需要解决技术层面的操作难题，更需要直面利益重构中的阵痛与文化转型的长期性挑战，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制度设计、资源保障、技术支持与文化重塑，方能在多元生态中实现真正的范式突破。
四、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实践进路
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是一项关涉多元主体、多重价值与复杂机制的制度性建构。在治理理论视域下，教师与学校、政府、社会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相互依存的发展共同体。推进高校教师评价改革，必须超越碎片化、技术化的修补逻辑，转而遵循系统性重构、多主体协同性与可持续演进的整体性理念。这要求在制度层面实现结构性优化，在方法论上推动创新性突破，借助现代技术增强评价的精准性与发展性，同时夯实资源与文化的长效保障机制，构建“评价—反馈—改进”的动态闭环，以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引导高等教育回归育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最终在宏观层面实现“评价改革—教师发展—社会进步”三者之间的制度逻辑耦合与价值共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机制重构：构建“分类+多元”的评价体系
为了破解不同学科属性、不同岗位类型的教师共处单一评价赛道的制度惯性，亟须以分类治理与精细化管理为逻辑起点，强化高校教师多元岗位职责，根据不同教学科研行为和成果的特质，设计具有区分度、针对性且契合教师多元发展的评价标准，为教师提供适配的成长通道与发展节奏。
一方面是学科维度，推动学科逻辑与价值导向的辩证统一。针对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与成果属性，建立与之深度契合、精准匹配的评价框架。自然科学成果一般具有可量化、显性化的特点，评价时应坚持质性与量化并重、过程与结果兼顾，重点评估其理论创新度、技术成熟度及社会应用潜力；社会科学成果普遍具有长周期、潜在化属性，难以被简单度量，应以质性评价和同行评议为主，着重考察其在学术共同体内的认可度与影响力。根据不同学科的功能定位与内在特质，实施精准支持与差异化激励。对于基础学科，强化长周期稳定支持，鼓励教师开展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和前沿探索；对于应用学科，加大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建立与市场、产业紧密对接的联动评价机制，引导教师面向实际需求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对于新兴交叉学科，探索设立专项基金、构建跨领域协作机制等方式，为教师突破学科壁垒提供制度化保障。同时，对于具体的学科应赋予充分的自主规划与治理空间。在学校顶层制度框架设计的基础上，各学院遵循“一学科一方案”或“一院一策”原则，制定契合学科特质与阶段特点的评价细则，认可多元成果的价值和贡献，激发不同类别教师潜能，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从而盘活人力资源，提升办学效益。例如，东北大学基于岗位特点、研究性质、学科特色，构建了“三型三类九学科”的教师分类评价体系，制定差异化评价标准，为不同学科留足个性化评价空间。
另一方面是岗位维度，注重人岗相适与多元发展的制度协同。拓展细化岗位分类，在传统的教学科研型、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基础研究岗、应用开发岗、公共课教学岗、专业课教学岗等细分类型，实现岗位设置与组织战略、个体特长的精准契合。评价标准的设计与岗位职责高度对应，构建“一岗一策”的指标体系，突出岗位核心任务与价值导向。岗位制度应充分尊重教师的主体性，赋予其在职业路径上的自主选择权，做到按需设岗、人岗相适、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教师提供多元的晋升和发展通道。同时，需将分类评价理念从职称晋升这一关键节点，延伸到年度考核、聘期考核、资源分配等教师评价全过程，形成纵横贯通、上下一致的分类评价机制，确保教师在适配岗位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在教学、实验、国防等19个系列中进行职务聘任，形成较为完善的专业技术职务体系，且更加注重岗位实绩、成果推广、实践应用、实验支撑、工程辅助等多元成果评价。
（二）方法创新：创生“多维+动态”的评价新范式
教师评价范式革新旨在解决现行评价体系中的信效度不足问题，推动评价重心从成果数量转向贡献质量，从短期产出转向长期积累，从而避免单一量化指标对教师多重劳动价值的简化甚至扭曲，在制度层面确立效度优先原则与质量导向的评价逻辑。
一方面是观念革新，引入“代表作+贡献度”评价新标准。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始于价值理念的转型，核心是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多元评价新基准，实现与高校分类发展格局的深度嵌合。对于研究型大学，构建学术高度导向的评价维度，在坚守育人根本前提下，将“代表作”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与重大理论突破，以国际影响力衡量学术价值，推动教师深耕高价值研究。对于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突出产教融合导向的评价维度，把“贡献度”重点定位于“双师型”素质、技术技能创新及成果转化效益，以解决产业实际问题、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成效为关键指标。对于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高校，强化区域服务导向的评价维度，突出其在弥补教育资源短板、传承创新地方文化、培养扎根基层人才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引导教师将学术实践融入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为保障新基准的科学性，应推行“定性主导、定量支撑”的融合评价逻辑，弱化数量考核，通过对精选的高质量成果进行深度评估，着重考察教学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影响力及社会价值。同时，关注教师在团队协作、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发挥的效能，突破个体主义评价的局限，构建整体性、立体化评价框架。
另一方面是机制创新，构建“过程性+长周期”动态发展机制。评价新范式的有效落地，有赖于从静态“成绩单”思维到动态发展的机制转变，核心在于构建以教师成长为导向的过程性评价与长周期评估相结合的新型体系。在科研评价层面，实行过程与结果评价双轨逻辑，过程性评价关注研究方向持续性、学术探索深度、方法创新性等质量维度，结果性评价注重成果的学术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转化。同时，探索建立“负面结果”认定机制，认可非常规成果的研究价值。在资源配置层面，采取长周期支持、动态调整优化等方式，将资源支持与长周期评价挂钩，实施滚动资助，依据阶段性评估优化支持方向与力度，以契合知识生产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特征。在管理机制层面，推行“成长档案+弹性考核”制度，建立教师多维度成长档案，在保持必要绩效压力的同时，有效抑制短期功利行为，形成促进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例如，北京科技大学不断完善“评晋聘”三位一体的职称职级岗聘体系，深化教师滚动考核，强化结果应用。
（三）技术赋能：打造“评价+发展”智慧新平台
高校教师评价效能的提升在深层次上取决于数据治理能力和水平。通过技术架构的系统性介入，打破传统评价受制于片段化信息和终结性结论的局限，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自动采集与智能整合，继而重构评价流程与运行规则，最终服务于以评价促发展的价值导向。
一方面是价值重构，从数据工具论迈向发展价值论。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并赋能高校治理，教师评价从注重静态成果转向关注动态贡献与发展潜力，从行政主导转向多元协同，评价过程更加透明，反馈更加及时有效，从而系统推进高校教师评价从传统管理到智慧治理转型。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核心在于超越将技术作为辅助工具的浅层应用逻辑，转向对评价哲学、方法论与制度结构的全方位重塑，形成以评价、技术、发展三者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慧评价新范式。通过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源碎片化数据进行系统整合，构建跨业务领域的一体化数据平台，形成能够覆盖并展示教师专业实践全貌的“数字画像”，为科学评价提供精准的数据基础。依托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持续追踪教师成长轨迹，从而智能识别教师个体的能力特征与潜力方向，推动评价反馈从滞后性的静态结果判定转变为前瞻性的发展诊断洞察，实现与教师发展需求的适配与对接。数字技术应用的根本目的是破除“评价即终结”的线性思维，打通“数据采集—发展诊断—资源匹配”的转化通道，将评价数据转化为发展资源。数据采集的终点不是为了给出结论性评价，而是成为教师制定发展规划、获取资源支持的新起点，实现从数据价值到发展价值的跃迁。
另一方面是流程重塑，构建评价与发展的数字共生体。根据《2024年中国高校数字化发展报告》，基于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开展教学评价与科研评价的高校占比分别为77.3%和44.6%，60.0%的高校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在教学诊改与分析、教学质量评价等应用场景。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要以数字技术驱动教师评价全流程的底层规则重构，形成数据保真、评价精准、追踪溯源的闭环体系，助力教师从精准画像、资源匹配到能力进阶的螺旋式发展。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教学科研成果全周期存证系统，确保评价数据真实可溯；建设区域性评价数据共享平台，支持跨校对标分析与经验互鉴；建立动态匿名评审专家库与智能预审系统，精准匹配并实行“双盲”评审机制；开发影响力追踪模型，量化评估成果的学科交叉度与社会渗透度，尤其关注具有“长尾效应”的创新性研究，为非共识成果提供更公允的价值识别机制；探索发展性积分制度，将教师多维度贡献转化为可累积、可兑换的成长资源，用于支持职业路径规划。如电子科技大学推出的人才质量评估系统（CQI指数），可动态追踪学者的学术轨迹与合作网络，形成多维动态人才画像，为教师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四）文化共生：建立“容错+激励”评价组织生态
聚焦功利主义与学术价值冲突的深层矛盾以及文化认知层面的隐性制约，从制度供给端发力，着力优化教师评价组织生态。向下容错，为教师的合理失误提供纠偏空间；向上托举，为高风险探索性研究提供保护机制；向外突破，构建短期绩效奖励与长期价值认可相结合的多元激励体系。
一方面是生态容错，构建尊重规律的制度性包容文化。评价文化的深层转型，始于打破效率本位的文化惯性，在组织内部建立尊重教学科研规律、包容探索过程不确定性的文化氛围，让“容错”从理念倡导转化为稳定的组织承诺。首先，破除“一把尺子量所有”的思维定势。跳出科研评价短期量化、教学评价数据至上的标准化逻辑，摒弃“符号化考核”的文化倾向，在制度层面认可教学科研成果的多样性与创新过程固有的不确定性，让评价文化回归学术本真。其次，构建容错型制度文化。通过设立科研试错空间、教学创新容错机制，将“允许阶段性失败”“接纳无效成果”写入评价制度，形成质量优先、鼓励探索的制度文化，为教师摆脱失败恐惧提供组织支持。最后，培育有温度的管理文化。在教学评价中，引入课程档案追踪、跨学科同行评议等柔性方式，关注知识传递的深层效能；在科研评价中，为基础研究与颠覆性创新预留长周期考核窗口。如复旦大学相辉研究院为高风险、颠覆性研究提供10年以上长周期支持，实行10年免考核机制，为前瞻性、挑战性、高价值科研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制度耐性与文化空间。
另一方面是功能跃迁，塑造路径导航型赋能评价文化。教师专业成长是一个非线性的能力建构过程，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能力重心与发展需求。教师评价体系应超越行政管理的单一功能，强化其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引导与赋能。一是树立成长导向的评价文化，摒弃“重结果、轻过程”的绩效主义文化，通过“个人—团队—学科”联动评价模型，建立覆盖青年教师学术发展档案、资深教师学术影响力评估的全职业周期跟踪体系，为不同阶段教师提供差异化路径指引。二是营造协同共生的学术文化，有意识淡化“帽子”标签与单打独斗的竞争文化，在评价中提高团队合作、跨学科攻关的权重，强化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智慧与合作伦理，使评价成为促进学术聚合的文化纽带。三是培育服务支持型组织环境，将评价数据转化为个性化支持资源库，推动评价结果从资源分配依据转向发展支持指南，实现从评判到赋能的功能升华。同时，推动政府层面将以指标管控为主导的行政文化，转向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创环境的服务型文化，为高校评价文化创新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五、结语
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改革已步入制度变迁的“深水区”，正处于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范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多元路径探索，化解教师在教书育人、学术创新等多维活动中所创造的“异质性价值”与长期以来评价机制的单维性之间的根本矛盾。当前倡导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类评价、同行评价、代表作制度等评价方式，不仅是对“破五唯”的技术性回应，更是建构新型评价伦理与学术秩序的制度性支撑。但根深蒂固的观念惯性和利益格局调整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的政策定力、资源投入和文化建设作为基石。破立并举建构新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需要决策者保持制度韧性，既破得坚决，又立好新规，在规范约束与学术自由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真正将评价体系转化为促进教师发展的“助推器”。同时，改革进程与成效受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一旦缺乏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支持，高校内部改革往往事倍功半。因此，必须内外联动、协同攻坚，打好制度配套“组合拳”，共同探索科学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建构路径，重塑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系统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内源性持久发展动力。
★新闻风向标★
1．时政一点通：
1.2026年9月13日，北京，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安全生产、算力网络与病险水库改造工作。
2.2026年9月14日，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印度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国内。
3.2026年9月15日，北京，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4.2026年9月16日，广西，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丁薛祥出席通航仪式。
5.2026年9月17日，北京，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2．国际早班车：
1.2026年9月13日，朝鲜平壤，朝中社发表评论谴责美日韩联合军演，称不容许破坏半岛力量平衡。
2.2026年9月14日，苏丹喀土穆，苏丹政府通报中部民用设施遭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
3.2026年9月15日，卡塔尔多哈，阿拉伯-伊斯兰紧急峰会闭幕，公报谴责以色列袭击卡塔尔。
4.2026年9月16日，联合国，古特雷斯呼吁中东、乌克兰地区紧张局势尽快降级。
5.2026年9月17日，俄罗斯，俄罗斯成功发射“进步MS-35”货运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青年网络热词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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