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行时★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 让中国式现代化底色更加亮丽
2026-3-30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良好生态人人共享，也需要合力共建。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首都北京春风和煦、万物生发。上午10时4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集体乘车，来到昌平区百善镇，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植树点为规划公园用地，公园建成后将为群众提供生态休闲空间。
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植树的干部群众纷纷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拿起铁锹走向植树现场，同在场的北京市、国家林草局负责同志和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忙碌起来。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习近平接连种下油松、北京牡丹、榆叶梅、杜仲、元宝枫等多棵树苗。他一边植树，一边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劳动锻炼和参加植树情况。习近平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材。现场气氛热烈，一派繁忙景象。
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前不久，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植树造林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接力奋进，把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扎实做好。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5周年。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要统筹利用绿化空间，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宜树则树，宜草则草。要下更大气力加强管护，分区分类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有力有效推进草原保护修复，全面提升林草质量和功能，防火防虫护好绿化成果。要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壮大林草产业，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要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见缝插针增加群众身边的绿地，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向世界数据组织成立致贺信
2026-3-30 来源：新华社
3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数据组织成立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世界数据组织以“弥合数据鸿沟、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为宗旨，为深化数据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有益平台。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支持世界数据组织发挥作用，同各方一道凝聚数据治理规则共识，推动数智技术创新，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服务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让数据红利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当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数据合作平台·共享数字发展机遇”。该组织会员包括全球数据领域相关企业、高校、智库、国际组织、金融机构等。
总书记两会后首次考察指引“十五五”开局起步
2026-3-28 来源：人民网
全国两会闭幕不久，国家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地方考察，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调研。
察看启动区建设进展，考察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四中雄安校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总书记雄安之行，蕴含指引“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深刻考量。
第一，定了就要落实，一步一步朝前走。
规划已定，重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9年间，从一片地、一张图到一座城，雄安新区按照既定规划部署稳扎稳打、拔节生长，“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充分实践。
9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雄安，一次次在关键节点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谋划指引，步步推进，不断深化。
战略规划循序渐进，贯彻执行一以贯之。五年规划和雄安新区建设，均体现出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智慧。
5年前，雄安新区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加快启动区和起步区建设，推动管理体制创新”。在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完善管理体制”清晰在列。
两份规划，都将雄安新区纳入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并对管理体制创新完善提出要求。雄安新区建设，不仅攸关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承载着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责任。
观一域，为更好统筹全局。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定了就要落实，各级各部门都要有大局观、执行力。”
此次在雄安，总书记要求，“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胸怀大局、脚踏实地，各地各部门按图施工，一步一步坚定朝前走。
第二，锚定发展主题，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
设立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赋予雄安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成为全国一个样板”的使命。这一次，总书记对雄安提出新期望：“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位居七大主要目标之首。
创新要素汇聚、智慧肌理生长、蓝绿空间交织……这些“雄安印象”，是高质量发展在雄安新区的生动注脚。
这次的考察点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总部，83家央企子公司有序迁移注册，这是将来雄安产业发展的基本底气。”“高校建设更是具备无限潜能，将推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思虑深远。
此次赴雄安，从“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到“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从“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总书记从方方面面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指明新路径。
革故鼎新，高瞻远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答案。雄安新区的实践，不是简单复制深圳、浦东，而是以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探索可操作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范式，为中国的未来探路。
第三，始终聚焦于人，发展与民生相统一。
五年规划之所以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就是“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雄安新区发展建设，也牵挂这片热土上的人民。
新区规划甫一开始，总书记就强调“从市民需要出发”；2019年在“千年秀林”，看到当地百姓找到植树造林的新工作，欣慰地说“要做好百姓就业这篇文章，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2023年，专程前往南文营社区看望回迁群众，要求“让群众住得稳、过得安、有奔头”；这一次，走进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食堂，叮嘱学校一定要确保学生饮食的安全和营养。
“我们可不是为了一个漂亮新城，而恰恰建新城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千年大计，终究要落在一砖一瓦、一餐一饭、一愿一景之间。
发展为了人，建设依靠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不忘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开拓者。这次来到雄安，总书记亲切慰问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叮嘱有关方面，要关注疏解群体的切身需求，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
考察期间，谆谆嘱托，饱含真情。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干部职工代表“要为做雄安人感到自豪，一马当先、蹄疾步稳地干事创业，共同创造雄安美好未来”；寄语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雄安的成长，始终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其旨归所向，是成就每一个人的现代化，共赴一个可感、可及、可共享的美好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026-3-30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地方党委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重中之重，对党中央定下来的事扭住不放、狠抓落实，同时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
会议强调，地方党委在谋发展保安全上责无旁贷，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在地方党委领导班子中强化民主集中制教育，完善议事决策规则，细化负面清单，健全监督机制，明确监督重点事项、具体措施、责任追究等内容，确保民主集中制严格贯彻执行。地方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专业素质，着力提高领导能力。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依法依规用权，守好廉洁底线，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026-3-31 来源：新华社
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文章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要求一级一级落实下去，没有正确政绩观是做不到的。要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
文章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很有必要。要把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确保取得实效。第一，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要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深刻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党性觉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第二，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第三，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要从这次学习教育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并且配套完善问责办法，让制度硬起来，充分发挥引导激励、规范约束作用。
教育部召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6年部署会，全面深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
2026-3-31 来源：教育部
3月31日，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通四周年之际，教育部召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6年部署会，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教育数字化成效经验，部署“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用好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以“人工智能+教育”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奋力开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新格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怀进鹏指出，“十四五”时期，教育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改善教育公共服务品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教育中心等教育强国建设五大重点任务，提供了坚实而富有活力的数字支撑和智力支撑。当前，人工智能对教育底层逻辑和样态重塑带来系统性影响、对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和供给科技创新成果提出紧迫需求、对教育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对教育加强学生价值观引领和防范伦理挑战等提出全新课题，要深刻把握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切实增强推进教育数智化的使命感紧迫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怀进鹏强调，面向“十五五”，要深入推进“AI for学校教育”，智能升级学校教育中心，助力个性化成长和学习，培养复合型交叉人才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兴岗位高技能人才，筑牢教育核心阵地。要积极布局“AI for终身教育”，重点打造终身学习中心，连接学校教育、产业和社会教育，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要加快推进“AI for科技创新”，高起点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汇聚创新要素资源、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要启动布局“AI for国际交流”，精心设计中文教育中心，扩大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辐射力。要纵深推进“AI for教师发展”，迭代升级教师中心，助力高素质专业化教师成长。要深化“AI for教育治理”，提质扩容教育治理中心，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怀进鹏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预期管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教育数智化落地见效。要在行动上落得更实，“一把手”亲自抓、抓到底，打破部门壁垒、协同各方力量、精准配置要素。攻坚上抓得更细，以试点小切口破解大难题。创新上拓得更宽，从聚焦学校教育向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教育体系拓展，从支撑教育教学向主动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拓展。机制上理得更顺，推动工作从经验积累向规范运行转变。安全上守得更牢，保障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确保“人工智能+教育”沿着健康、有序、可控的轨道前行。
会上发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新版本，全新上线终身学习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中文教育中心和教育大数据中心。浙江省教育厅、同济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三小学作交流发言。教育部相关司局分别就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行动、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加强中文教育中心建设介绍有关情况。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出席会议。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学术三江源★
青年数字化生存的主体性审思
靳玉军 王梦蝶
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重构了社会生存图景，青年作为数字原生代群体，已深度嵌入以算法、数据、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化生存场域，在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中形成了“数字青年”的身份标识。所谓“数字青年”，通常指成长于数字化时代、深度融入数字技术环境的“数字原生代”。他们与互联网、智能设备、社交媒体等数字工具高度互动，其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均带有鲜明的数字化特征，诠释了数字化生存的本质。数字青年并非被动地接受技术规训，而是通过数字实践主动参与社会重构，并在虚实交织的环境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青年数字化生存的主体性，是指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在技术与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自主意识、行动能力及对自身身份与价值的建构，是现实主体“能积极参与、适应和创造数字世界的素养综合体”，更是青年本质力量在数字世界中的彰显。在这场技术与人性的博弈中，数字青年既可能陷入被算法规训为“数据主体”的风险之中，也可以通过技术反驯化、虚实身份拓展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在不断解构与重建中寻找自主性的新锚点。基于此，唯有确立数字青年的主体地位，把握其主体性表征，破解其主体性迷失的风险，找出深层原因并提出纾解重构之策，才能为青年在数字时代坚守自我、实现自主发展提供理论指引，真正释放其推动社会变革的潜能。
一、主体性解读：数字化生存中青年主体性的表征样态
“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社会的人，在同外部世界发生多重关系而形成的活动系统结构中对客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体势作用。”数字青年主体性呈现出技术嵌入性、虚实交互性、矛盾共生性等特征，既是数字技术重塑青年生存方式的产物，也是青年在技术权力网络中主动建构身份、争夺话语权的实践结果。对数字青年这一“主体势”进行整体性考察，透视与把握其主体性的多元景观，是深入研究数字青年成长特点和规律的重要前提。
1.身份主体性：在液态身份中进行自我表达
数字青年的身份主体性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探讨。从“码农”到“AI调教师”、从“小镇做题家”到“知识区UP主”，这些身份标签的背后是青年在技术规训与自我重构之间持续进行的微观政治博弈。这种主体性既是被多重数字界面解构的“液态身份”，也是通过技术实践重新锚定存在意义的自我表达。数字青年的身份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多模态身份的自我拼贴。区别于传统的身体在场叙事，数字青年更多的是通过符号化填补身体在场的空缺以此来塑造个人形象，其身份的隐匿性也在社会关系中凸显。同一青年在小红书上塑造成“精致生活家”、在微博上化身为“愤青键政人”、在Soul上扮演“情感树洞”，通过跨平台身份瓦解算法的全景监控，进行自我的多样化表达。二是虚实互构的身份拓补。青年数字身份的建构“内在地体现着青年群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共融共生”，是青年借助数字身份对现实自我进行补充延伸和通过自主意识选择建构理想自我的虚实互构过程。其中，理想自我的建构是对现实自我的拓补和完善，蕴含着自我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比如，《原神》玩家将游戏角色“钟离”的沉稳人设融入现实社交，形成“现实—虚拟”的双重身份。三是流动身份的圈层化建构。多元的流动身份使数字青年可以白天在Notion管理创业项目，夜间在B站直播古琴演奏。青年以价值观念、兴趣爱好为核心创建数字身份，通过数字交往和虚拟实践来拓展自己的社会联结。他们通过圈层化社交融入自主铺展的社交关系网络，在趣缘圈层中彰显个性、展演自我、寻求认同，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中确证并强化身份意识。四是身份政治的互动性参与。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赋能打破了传统的生活边界，青年利用数字身份在线上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参与谈论国际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议题，如Snapchat用户用AR滤镜将面部特征“猫化”后参与视频面试，以技术手段解构外貌歧视的身份政治，彰显数字青年的个体发展诉求和身份主体性。
2.价值主体性：在独立批判中凸显价值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平台资本、后现代理论与数字文明转型的三重语境下，数字青年在技术异化与价值虚无的交锋中，重新定义善恶、重塑道德行动范式，在价值判断、选择和创造中呈现出独立的批判思维并积极创造价值，这种主体性既是对技术宰制的抵抗，也是对新型文明形态的价值奠基。数字青年的价值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价值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数字青年的价值生产已突破传统劳动形态，通过数字劳动呈现出虚实共生、协同共创、文化反哺等多元特征。数字青年既是平台的“数字佃农”，也是新型经济的缔造者，他们二次创作表情包并衍生出周边商品，完成情绪价值的商品化；他们通过闲鱼上的“游戏陪玩”等新兴服务实现日均交易额破千万，不仅从虚拟劳动中延伸了价值链，也实现了数字时代劳动尊严的创造性突围。二是价值判断标准出现变化。社会资本的数字化转型使“注意力抓取”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为强化其数字身份，青年不得不参与“流量军备竞赛”。但在技术生态、经济模式与文化逻辑的多方重塑下，数字青年在价值判断标准上经历了从传统权威导向向“流量—真实性”动态平衡的转变，他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再是单一的，而是能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例如，“哔哩哔哩”推出的“硬核会员”体系，用户可以通过答题考试解锁特权，构建以知识储备而非流量数据的身份分层来抵抗“流量至上”导致的焦虑、内容同质化或虚假信息的泛滥，以此重构真实性叙事。三是价值实践形式不断革新。在数字化时代，青年群体的价值主体性通过“智能向善”、“数字公益”等形式得以显著增强。数字青年以技术为媒介重构社会价值实践，将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转化为“向善生产力”，在虚实交融中开辟了技术伦理化、公益数字化的行动路径，不仅重构了青年参与社会价值创造的方式，而且推动了其价值观的内化与外化过程。青年价值主体性的数字化实践，正在重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这不仅关乎方法的变革，更是人类在数字文明阶段对“善何以可能”这一终极命题的回应。
3.情感主体性：在数字嬗变中重塑情感自主
情感发生和发展于社会实践中，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数字青年的情感源于现实个体的内在情感需要并投射于网络屏幕及“赛博空间”，最后回归个体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数字青年积极进行情感表达并抵抗情感异化，在数据理性与算法操控的夹缝中以技术为矛、以肉身为盾，通过虚拟仪式、跨次元情感联结等方式重塑情感自主性。数字青年的情感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情感表达的界面生存。当前，数字平台和界面已经逐步成为青年进行信息获取和交往沟通的重要方式，数字青年栖居于各种网络平台中进行身份凝聚和深化自我认同。青年将“流泪猫猫头”、“玲娜贝儿跺脚”等图像符号编码为情感快捷指令，在数字交往中形成像素化情感暗语系统，既逃避算法对文本情感的监控，又实现了情感表达的平台化和界面化。二是情感体验的数字嬗变。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青年的情感体验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场域，呈现出亲密关系的“赛博化”特征。数字青年借助脑机接口拓展情感频谱，既在虚拟伴侣的代码中疗愈数字化孤独，又在AI悼念仪式里追问存在意义。青年在“付费树洞”APP上购买陌生人语音聊天，用技术中介的弱连接替代深度的情感投入。他们通过数字情感实践穿透“屏幕社交冷漠化”、“赛博空间情感降维”等表象。这些实践都在证明数字青年情感主体性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对抗技术的入侵，而在于将技术转化为存续青年情感的“方舟”。三是情感联结的时空重构。网络及技术的赋权打破了数字青年情感传递的时空限制和技术壁垒。区别于传统的青年情感建立高度依赖面对面交流，情感联结深度依赖邻里、同学、亲属等物理空间划定的关系网络，数字青年利用网络及数字技术进行跨时区的情感托管，创造非即时性情感在场，完成情感联结的异步陪伴与时空重构。比如，利用数字空间“那年今日”的功能完成对旧我的情感考古，将数据痕迹转化为自我叙事的时空折叠。
4.文化主体性：在实践过程中激活文化生命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数字青年的文化主体性表现为青年群体在文化实践中的自主定义权、符号生产权和价值裁判权，其核心是突破代际文化霸权，在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中重构文化话语体系。这一主体性既是数字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再造，也是其对抗文化霸权、重塑文明基因的突出表现。在文化创造、传播和消费中，数字青年通过文化实践开辟出兼具自主性与创造性的文化实践空间。数字青年的文化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文化生产从“中心规训”到“分布式创造”。大数据和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青年的认知渠道及空间，数字青年展现出“分布式认知”的特点，这一认知模式也促进了青年的文化表达，实现文化生产权从机构到个体的转变。数字青年将小众文化符号转化为大众传播武器，在B站《红楼梦》弹幕中植入《王者荣耀》的角色梗实现古典文学的数字转译，构建了平行宇宙的叙事主权。二是文化认同呈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相互交织。数字青年的文化主体性，既非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颠覆，亦非对全球化的被动臣服，而是通过文化实践在算法牢笼中培育出文化根茎，以去中心化的生命力穿透平台资本的文化板结层。一方面，数字青年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编码为可交互的数字遗产，掀起“国潮热”。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数字青年不囿于文化的“圈地自萌”，而是注重文化与文明的传播与交流，积极与其他国家青年开展跨文明对话，如《黑神话：悟空》利用数字化语言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全球发行、沉浸式体验、共同话题讨论等实现不同国家的青年线上与线下的跨文化交流与和文化再诠释，将“西游”体现的儒释道精神融合为数字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以此增强文化认同。三是文化建构在抵抗与收编的拉锯中重构边界。当代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抵抗与收编，而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当数字青年在《我的世界》中用方块重建圆明园时，他们既是数字文明的创建者，也是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这种虚实交织的文化实践，标志着青年主体性实现了从抵抗性走向建构性的历史性跨越。在算法殖民与文化失忆的双重危机下，青年以“数字游牧”的智慧在数字洪流中守护文化基因的连续性与创造性。
二、主体性反思：数字化生存中青年主体性的现实桎梏
数字技术在助力青年彰显主体性的同时，也使其陷入主体性消解危机。数字青年在技术渗透、数据监控与虚实交融的复杂生态中面临着主体性迷失的风险。对这一风险进行深入反思，辩证剖析技术赋能与技术规训、权力赋能与资本剥削、社会加速与交往异化、虚实融合与身份混沌等张力对青年主体能动性的深层作用，在于揭示数字青年主体性迷失是技术权力、资本逻辑、社会加速、虚实交织等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1.技术异化与数字青年“主体认知”的削弱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每一种机制、每一种统治技术，都会创造一些用来向自己表达虔诚信仰的圣物。这些圣物是让人就范、折服的工具。它们使统治物化，且变得稳定。虔诚就是一种屈服”。技术作为工具时，数字青年利用技术重构了身体与空间的互动模式，不仅延展了感官功能，也实现了自我表达；技术作为环境时，数字青年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受其影响；技术作为权力结构时，平台算法规训成为控制青年的异化力量。数字技术的进步毋庸置疑为青年的发展塑造了新格局，但技术理性一边赋能青年的主体性发展，一边又束缚和禁锢了青年的思想，消解了其主体精神和发展活力，削弱了其认知能力。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算法控制对青年主体性的驯化。算法推荐作为数字交往的技术方式，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化的辩证统一，重塑了青年的认知、交往与存在方式。但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Gestell)”的视角来看，算法推荐的本质是以效率逻辑对人与世界的“订置”，它既创造便利又暗藏异化的风险。各类数字平台为迎合受众的喜好、增强用户黏性，利用算法技术将青年简化为“数据点”，将青年兴趣固化为可预测的“数据模型”，通过“沉浸式刷屏”机制驯化青年行为并对其进行认知殖民，使青年从“内容消费者”沦为“注意力商品”。通过强化偏好循环，推送同质化内容，致使青年认知窄化，陷入“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中，青年的批判性思维被削弱。从“用户”到“数据原料”，数字青年被简化为行为数据集合，沦为“数据傀儡”和被技术驯服的“单向度的人”。二是工具理性对青年主体性的吞噬。现代性困境的核心病症之一就在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而这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将青年从本真存在者异化为功能化部件。工具理性强调通过精确计算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实现效率最大化。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青年不断“量化自我”，其主体性发展受挫。在教育领域，GPA竞争取代求知热忱，青年学生沦为“学分处理器”；在职场中，“职业选择=薪资函数”，青年蜕变为“数字民工”。工具理性的反噬使青年陷入效率崇拜陷阱和“自我量化暴政”，缺少了对“我是在成为功能人还是智慧人”的意义追问，产生存在性迷茫，造成了“工具化认知—排斥价值思辨—主体性进一步枯萎”的恶性循环。
2.资本权力与数字青年“主体价值”的剥削
数字青年的主体性绝非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产物，而是福柯所言的“权力关系的实践”。在资本数字化与数字资本化的交互作用下，资本超越传统经济范畴，成为技术化、精神化、生命政治化的超级权力装置，已然从“占有生产资料”发展到“控制生命本身”。资本逻辑的全方位渗透，使部分青年产生了功利主义观念，只追求有用、有利，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和主体价值。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资本攫取加剧了青年主体性异化。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数字劳动者的价值，数字资本以更隐蔽的方式将数字青年的认知能力、情感能力、交往能力、创造能力等主体性核心要素转化为剥削对象，并通过生产过程篡夺了青年的主体地位，使青年往往处于“客体”位置而形成人和资本之间“主客颠倒”的异化统治关系。数字资本通过“技术黑箱”、情感收割、时间异化和价值掏空等机制，将青年的创造力、关系网络、身体行为乃至未来可能性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养料，如通过“数字圈地运动”将青年的社交、创作、消费行为转化为数据生产资料，将青年的情感表达转化为可量化的KPI等。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所进行的无论是线上劳动还是线下劳动都已然不是其作为主体而展开的创造性活动，而变成了资本的附庸，进一步导致了青年主体性的异化和价值遮蔽。二是资本剥削造成了青年主体性过剩。数字化的形式并没有消除资本的剥削属性，而是以资本剥削的隐匿在场与“自我剥削”的登场造成了数字青年主体性的自由悖论：数字青年的主体意识越强，就越容易陷入主体性丧失的困境。青年“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资本主体性的要求和旨趣来塑造自身”，变得像资本一样锱铢必较、分秒必争，从“他者剥削”转向“自我剥削”，从而对青年的“自我增值”造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主体性异化。
3.社会加速与数字青年“主体交往”的异化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加速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也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本质。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及变革在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美好生活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和社会异化等新的异化形式。在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节奏加快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的主体性遭到挤压，出现“时间消灭空间”或“空间消灭时间”的异化困境，其实质是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所导致的社会生存危机和价值迷失。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社会加速下即时性暴政与青年深度时间的消亡。加速社会要求青年能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这种“超注意力”使青年丧失了“沉思的专注力”，造成青年的“时间贫困”。加速文化以即时性、流动性、瞬时性等特征深刻影响和塑造了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在休息时间里，“倍速播放”折射出时间被挤压后的焦虑；在社交方面，微信的“即刻回复”引发社交焦虑，青年被迫适应“永远在线”的生存状态。在“加速”的社会交往中，青年群体形成了以“弱关系和轻社交”为特征的社交模式，“搭子”社交、“零糖”社交等也给青年带来了交往情感浅层化、交往价值功利化、交往实践虚假性的异化风险。二是社会加速下信息过载与青年意义建构的稀释。数字技术的加持让“超级数据”和“超级信息”呈现指数级传播，但爆炸式信息却也造成了青年的“经验萎缩”和“意义稀释”。短视频、弹幕、快资讯构成的信息洪流使青年产生“认知眩晕”和“认知厌食”。青年热衷于“数字囤积”但囤而不读，过量的信息使青年抗拒复杂议题和复杂文本，深度阅读等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实践被点赞、转发等扁平化交互所取代。数字过载带来了意义通货膨胀与意义稀释，实质是数字资本通过加速符号生产与循环，抽空文化内涵，瓦解具有价值深度的系统性操作。唯有以深度抵抗速度、以专注对抗通胀，重新建构意义世界，才能改变青年“无根漂泊者”的状态。
4.虚实融合与数字青年“主体身份”的分裂
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推动青年从实体主体向数据主体演变的同时，也为其创设了“虚实双栖”的生活场域。当代青年在虚实融合中遭遇的迷茫，恰恰也是现代性自我建构的深层难题：如何在碎片化洪流中锚定连贯而真实的“我”？回答好这一问题也成为摆脱数字青年身份虚实困境的关键。数字资本的扩张使青年的社交账号、虚拟形象作为个体的数字化身成为权力干预的新场域，在权力的操控下，青年“主体性身份”分裂进而产生自我认同困境和自我同一性危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虚拟身份沉溺对青年具身性的消解。部分青年过度沉浸于虚拟世界，在虚拟社群中寻找归属感，造成了界面交往对具身性交往的消解。如青年在元宇宙中塑造完美化身，现实交往却陷入“社恐”焦虑，形成“现实—虚拟”双重人格的撕裂。并且，当虚拟形象比肉身形象更符合理想自我时，青年的存在本体论根基发生动摇，出现了“拟像吞噬真实”的现象。虚拟形象成为“超真实”符号，现实自我反而显得“不够真实”，由此导致虚拟人格侵蚀现实自我，这种“内爆”会进一步加剧信息与意义、原本与摹本、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混淆。二是虚实混沌导致青年身份认同的模糊。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中的认同是由阶层、宗教等固定框架赋予的，但现代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稳定的认同模式，使自我认同成为一种需要持续反思和建构的“项目”。虚实混沌进一步放大了现代性的“自我同一性危机”。虚实融合使青年的身份呈现多重化与碎片化，造成“线上人设”与“线下自我”的割裂，导致自我认知模糊。如有的青年寄居网络社交媒体，通过“表演式认同”获得点赞和关注，但“点赞社交”的亲密感与现实中的孤独感形成鲜明对比；有的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精心经营“理想化自我”，但与充满困惑、压力的“现实自我”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虚实反差使虚拟世界的即时满足与现实世界的延迟反馈相冲突，造成了虚拟共情替代真实共情的“情感连接异化”，使青年在虚拟与现实的拉扯中引发对“我是谁”的认同困境与价值迷茫。
三、主体性重塑：数字化生存中青年主体性的超越理路
加速的技术为现代社会建构了新的发展逻辑，使人陷入物化、异化和退化的危机，但“在人工智能技术布控的‘茧房’中，人仍有无穷向上的力量超越自然生命存在，追求自我主宰和全面占有自身本质的超生命存在”。这就需要重塑数字青年的主体性，规制技术对数字青年的精神控制，实现数字社会发展与人的精神生产相协调。要凝聚价值引领、技术治理、教育革新、文化创新等多方合力，推动数字青年主体性的发展与提升，使青年从“数字附庸”转变为“数字文明共建者”，以实现数字青年对其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
1.加强青年价值引领：筑牢价值根基定向主体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为引导数字青年走出价值焦虑、价值挫败和价值匮乏等价值困境，确保青年主体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亟须加强对数字青年的价值引领，积极引导数字青年把讲政治、有理想、肯奋斗的价值观念融入个人的成长发展中，走好“数字”新征程。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价值理性”引领青年的价值方向。工具理性对数字青年的价值挤压要求明确价值导向，以实现“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一方面，要加强党对数字青年的政治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帮助青年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和方向，以此来破解数字青年理想信念弱化、价值降格、价值虚无等问题。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数字青年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培养青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其学会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本质，提升其明辨是非的能力。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凝聚青年的价值认同。数字青年的主体性发展不仅面临着“工具”与“价值”之间的冲突，也面对着“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从价值体系内部来看，“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在众多的价值观念中凝聚共识，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最大公约数”为引领，来实现数字青年对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的认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准数字青年奋斗的价值坐标和集体的价值意识，引导青年将个体奋斗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鼓励数字青年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以此来克服不劳而获、急功近利、虚荣浮躁和“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
2.推动数字技术治理：构建数字基座优化主体性环境
技术和算法带来了人的数字异化，但不能因此对数字化和算法产生抵抗和排斥心理，而主张回到前数字时代的浪漫乌托邦，而是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对现代生产生活的不可或缺性。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对数字技术、智能技术进行治理与规范，在掌握数字理性的基础上优化主体生存的技术环境，重塑人们的数字存在方式，解决技术“为谁用、如何用”的问题。一是推动技术升级和技术破壁，使其服务于青年的主体性觉醒和能力提升。“技术引发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技术内部的优化升级进行解决。”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技术问题，才能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数字青年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要强化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的价值理性，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实现算法推荐与主流价值导向的同向发展。同时，要对算法的价值内核进行扩容，优化算法对数字青年主体关系需要和情感需求的处理逻辑，以此来明确算法情境中道德、伦理、尊严的尺度。另一方面，要推进算法推荐的技术修正和完善算法逻辑的科学性、创新性、发展性和多样性，以多维度和深向度的信息推荐拓展数字青年的思维与视野，通过多元的信息传播规避信息同质化的风险。二是强化制度规范和制度正义，保障青年的数据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一方面，要完善有关数字技术的法律监管制度，通过《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制度法规强化数字青年的网络责任意识。要以制度性支持保障青年的数字劳动权益，通过加强对技术主体的监督管理和伦理教育，确保其自觉地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使用数字技术，通过严厉打击和惩治算法操控、数据伪造等不法行为，使其“不敢越界、无法越界和不想越界”。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的制度正义引导技术向善，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将技术从资本的“牢笼”中解救出来，让数字技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良好关系中运行与发展，实现对青年数字人格的呵护和对青年技术主权的维护。
3.加快教育体系革新：培养批判思维完成主体性超越
技术在产生现实效益的同时，也消解了“理性知识”的根基性地位，造成了“总体性知识短路”，即“理论知识的丧失”。技术体系对理论知识反思批判、争辩能力和空间的无情吞噬，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坚持实施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提升数字青年系统的理论认知，实现以知识的自主抵御技术的加速，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一是提升青年的数字素养，满足其数字发展需要。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指出，要以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为建成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青年的数字素养作为其数字化生存的基础，是实现青年美好数字生活愿望的关键。要通过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提升青年的数字技能和数字规范能力，通过丰富数字教育培训资源内容和构建终身数字学习体系，培养创新型、复合型数字人才，在组织领导、宣传推广和政策支持的保障下缩小青年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实现青年的数字素养从“工具性技能”到“数字时代生存哲学”的跃升。二是优化青年的认知结构，拓展其思维深度和广度。要以教育革新实现数字青年认知结构的横向迁移与纵向拓展，从“数字科技认知”和“数字社会认知”两个维度优化其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在提升青年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培养其主动、理性、系统地评估信息、识别潜在风险、分析论证、形成独立判断并负责任地进行数字参与的数字批判思维。
4.推动文化创新创造：重建意义系统破解主体性危机
文化作为主体性确立的重要因素，是数字青年精神存在维度的重要表现方式。作为青年群体精神层面的问题表征，“意义空心”、“精神流浪”、“情感孤独”、“象征崩塌”等都是数字青年主体性迷失的体现。通过文化创新创造赋能数字青年的意义建构，不仅可以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也将激活青年的主体性，重塑其价值内核，使青年从被动的意义接收者转变为意义的主动探寻者、诠释者和构建者，从而为数字青年提供更具感召力、更符合时代脉搏的精神坐标和生活意义。一是以文化创新创造重塑青年的意义叙事。文化创新创造并非简单的“文化产品开发”，而是以数字青年为主体，通过创造性转化文化资源，构建具有共鸣感、参与感和认同感的意义生成系统，其核心在于以内容创新为青年提供符合当代语境的价值叙事，以形式创新开发青年喜闻乐见的载体和场景，以参与创新让青年从消费者转变为共创者。要用创新话语为青年讲好“意义故事”，一方面可以运用现代视角、新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修身之道，赋予其时代新意。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正向叙事，通过科幻创作、可持续发展主题艺术项目等，探讨科技伦理、生态责任、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青年对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以文化自信激发青年的主体活力。文化自信是青年主体活力的深层引擎，它不仅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石，更是激发数字青年创造性、责任感和行动自觉的精神原动力。“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能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不依附、不受制、不屈服于他人，不被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为此，一方面要以数字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来增强其文化自信，通过彰显文化个性、高扬文化理性、增强文化韧性提升青年文化主体能力，进而使青年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引，让青年在文明长河中发现自己民族的文化基因优势，在全球对话中掌握文化诠释主动权，在把握科技前沿中开辟文化新大陆，在实践发展中锻造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力，通过这种深层的创造自觉，激发数字青年的主体活力。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核心优势、风险挑战及优化路径
赵岩 李国娟
校当前，人工智能(AI)的广泛应用正驱动教育生态的深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智能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提供根本遵循。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把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正式列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应用。传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精准性不足、资源覆盖有限、危机干预滞后等结构性困境，亟须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提质增效。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智能分析能力、个性化服务能力，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研究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有效发挥人工智能的核心优势，审慎应对其风险挑战，并探索实践优化路径，进而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向智能化转型升级，迭代更新。
一、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优势
目前，高校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利用前沿的传感技术、图像和语言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人工智能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的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精准靶向: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适配性
人工智能改变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有限覆盖、同质供给”的模式，实现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与学生需求的精准匹配。
1．人工智能使心理健康教育普宣活动更具针对性
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学生行为数据、心理测评数据的深度挖掘，使教师更精准地了解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设计和组织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这种靶向施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更具问题导向性，有效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获取效率，帮助学生增强心理健康意识，疏导心理困惑。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布的全国首个“发展心理大模型”，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交行为数据，为教师提供“一人一策”的心理健康支持建议。如针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生，模型可结合发展心理学理论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生成包含认知训练游戏、家庭互动指南的综合干预方案。
2．人工智能提供定制化心理保健指导
学生通过智能程序完成心理测评后，系统可即时生成可视化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帮助学生精准定位自身心理状态。基于个体心理特征与需求，人工智能能够动态生成个性化心理健康指导方案，例如情绪调节策略、压力管理方法等，为学生提供全天候、定制化的心理支持，助力其实现自我探索与心理素质提升。
3．人工智能提供创新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
人工智能深度融入课堂教学场景，重塑了教与学的关系。作为智能助教，人工智能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与学生学习状态，实时推送适配的教学资源，创设沉浸式学习情境。在虚拟教学空间中，学生可基于个人兴趣选择学习路径，通过自主组建研讨小组、开展合作探究等方式，深度参与心理健康知识学习。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标准化限制，实现了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的转变，有效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促进个性化发展。例如，中山大学研发应用了全国首个专为高校心理教育打造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逸心”，该模型化身智能学伴和教学助理，在课堂上既能补充延展课堂教学内容，也能为课堂互动、小组活动等提供助力，实现“师－生－机”三方协同，构建了全方位、全时段、全流程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新范式。
(二)科学测评:增强心理健康评估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心理健康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度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干预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传统评估模式主要依赖心理量表施测与教师日常观察，这种基于主观判断与静态数据采集的方式，难以捕捉学生心理状态的动态变化，在心理危机预防预警方面存在局限性。随着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其革新性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范式，使心理健康评估更具科学性与客观性。
1．在数据采集层面，人工智能采用多模态数据采集方式，突破传统单一化的数据获取模式
通过整合智能手机传感器数据、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监测的生理指标、社交媒体文本信息及医疗设备检测数据等多源异构信息，形成对学生心理状态的立体化画像。这种多途径数据采集方式，使教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认知、情绪、行为的动态演变过程，识别早期心理疾病预警信号，预测严重心理疾病学生的复发情况。人工智能的运用将心理健康评估由主观评价转向基于大数据算法的客观评估，实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从静态监测向动态管理的跨越。例如，贵州师范大学发布的“知芯云系统”整合了自评量表数据(如PHQ－9抑郁量表、GAD－7焦虑量表)、行为轨迹数据(课堂互动频率、校园卡消费模式、社交网络活跃度)、环境感知数据(宿舍门禁记录、图书馆借阅偏好)，构建多维度心理画像，通过分析学生连续两周的食堂就餐时间异常波动，结合课堂提问频次下降，系统可自动触发潜在抑郁倾向预警。
2．在数据分析层面，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全量采样与深度学习算法，显著提升心理健康评估的客观性与预测性
通过对群体与个体历史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算法能够构建个性化的心理发展模型，突破传统抽样评估“以偏概全”的困境。深度学习算法的强大特征提取能力，可从海量数据中自动识别心理状态演变的潜在规律，实现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前瞻性预测。这种基于全样本分析的智能评估模式，不仅能全面刻画个体心理健康的整体图景，而且能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减少人为判断的主观偏差，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具可信度的决策依据。有研究也证实，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心理评估的科学性与精准度，为教育干预提供有力支撑。
(三)便捷服务:提升心理咨询的个性化与可及性
1．生态瞬时干预实现生活化心理服务供给人工智能通过构建“实时感知－动态干预”的服务模式，将心理咨询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场景中。生态瞬时干预是通过智能对话，在学生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中实时提供心理帮助，突破了传统咨询时间、空间、人力的限制。例如，智能对话系统基于学生的行为数据与心理特征，通过算法自动生成个性化放松训练组合，为学生提供精准的焦虑缓解方案。这种数智化干预模式能够实现心理支持的“场景化嵌入”，使心理咨询服务触达率提升30%以上。
2．虚拟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个性化干预
人工智能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与虚拟技术应用，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干预体系。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一的数智化心理健康干预使用者呈现症状缓解效果，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干预效能。针对焦虑、社交技能缺陷等心理问题，虚拟现实技术可提供沉浸式虚拟场景(如模拟社交互动、公开演讲情境等)，通过渐进式暴露疗法帮助学生重建心理适应机制。这种基于数智技术的干预模式，既保留了传统心理咨询的专业性，又通过虚拟生活场景再现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与接受度。
3．智能辅助系统构建泛在化服务网络
人工智能通过引导式自助语音服务、情感交互型聊天机器人等智能工具，以界面友好、操作便捷的特点，消除学生对传统咨询的心理阻抗，形成覆盖全场景的心理支持网络。这类基于网络的咨询服务模式能够有效降低心理服务的使用门槛，尤其为不愿前往咨询室的学生提供了替代性解决方案。智能辅助系统实现7×24小时持续咨询服务，这种“随时随地可及”的服务特性，使学生能够在心理危机的初始阶段(如在深夜情绪崩溃时)即时获取帮助。智能辅助系统的泛在化服务网络不仅突破了人力配置的限制，而且通过数据实时分析实现干预方案的动态调整，形成了“需求识别－方案生成－效果反馈”的便捷服务体系。
(四)智能预警:强化心理危机预防的前瞻性与有效性
心理危机预警预防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底线工作，其前瞻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校园安全稳定。人工智能依托多模态数据融合与智能算法优势，建立了“数据驱动－动态建模－实时预警”的新型危机预防体系，突破传统预警预防模式在时效性与精准度上的局限。
1．多源数据整合处理使心理危机评估更立体、更精准
人工智能通过生物－心理－社会三维数据融合模型，整合电子健康记录中的生理指标(如心率变异性、皮质醇水平)、行为管理系统的课堂参与数据、可穿戴设备的运动睡眠轨迹以及社交媒体文本情感倾向等多源异构信息，实现心理危机风险的立体化评估。人工智能的多维数据处理能力能够捕捉传统评估中易被忽略的隐性风险因子，识别潜在的情绪异常信号。基于深度学习的风险预测模型，可通过对历史危机案例的特征提取，构建个性化的心理疾病易感性评估框架，为心理教师提供精准的干预靶点。
2．动态预警模型提升危险信号识别的时效性
随着社会环境的嬗变，引发学生心理波动的诱因是复杂多变的。人工智能依托全样本数据采集与增量学习算法，构建具有自我迭代能力的预警系统，通过对学生群体的持续性数据追踪，能够实时捕捉影响心理状态的关键因子(如学业压力突变、社交关系破裂等)，并通过权重动态调整优化预警模型。这种自适应机制显著提升了危险信号识别的时效性。当监测到某类因子的预警阈值连续突破临界值时，人工智能将自动触发分级预警机制，精准定位需要紧急干预的重点群体。实证研究表明，机器学习算法在危机信号识别中展现出较高效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14701条社交媒体推文，对自杀相关内容的识别准确率达80%;另一项基于非结构化文本分析的研究显示，自杀意念识别准确率达92%，自杀企图识别准确率达83%。这些技术突破为构建“全天候－无死角”的心理危机预警网络提供了支撑。
(五)消弭偏见:降低学生心理求助的社会心理壁垒
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社会认知偏差导致的心理求助壁垒已成为制约服务效能的关键瓶颈。学生和家长对心理疾病以及接受心理咨询与辅导存在一定的污名化。部分学生在得了心理疾病后讳疾忌医，家长也不愿承认孩子患有心理疾病。究其原因就是个人和社会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学生因患心理疾病而感到羞耻，产生自我歧视，这种自我导向污名带给学生负面情绪，阻碍其学业发展，导致校园生活适应困难。学生担忧因心理疾病标签面临教育资源获取受阻，这种公共导向污名可能使其在升学就业中失去各种机会。基于智能终端的心理服务通过构建非面对面交互场景，有效消解了传统咨询中的社会评价压力。一方面，匿名交互降低自我表露心理阻抗。研究表明，当个体通过聊天机器人或移动应用进行心理倾诉时，自我表露的恐惧感降低42%，印象管理行为减少37%。这种匿名化交互使学生能够更坦诚地表达情绪严重程度。有学者研究显示，在使用智能对话系统的被试群体中，主动披露高风险心理状态的比例较传统咨询提升2.3倍。另一方面，数据可视化重构心理问题认知图式。人工智能通过动态心理健康画像技术，将抽象的心理状态转化为可视化数据指标(如情绪波动曲线、压力指数变化等)，这种具象化呈现方式有助于弱化心理问题的“病耻”属性。一项跨文化研究表明，接触人工智能生成心理健康报告的学生群体，其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得分降低28%，求助意愿提升35%。可视化数据同时为家长提供了客观的心理状态评估依据，有效缓解了“否认孩子存在心理问题”的认知偏差。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风险挑战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性要求程度高，教育过程强调以人为本，遵守伦理规则，注重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结，重视学生的主观体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人工智能技术在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机遇的同时，其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也不容忽视。
(一)伦理困境:人工智能心理健康服务的伦理规范缺失
心理健康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关注法律和伦理问题的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使一些传统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化。机器学习与大数据的结合引发了许多新的伦理挑战。
1．责任归属模糊
人工智能决策的“黑箱特性”导致责任追溯陷入结构性失灵。算法的自主性与不确定性使人工智能的行为后果与责任主体之间的关联被弱化。一方面，机器学习模型的迭代优化依赖动态数据输入，其决策逻辑难以通过线性因果关系解析，导致算法行为的结果评估与原因追溯面临技术障碍;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服务涉及数据采集者、算法开发者、服务提供者等多主体参与，形成“多节点责任链”，而现有规范体系尚未明确各环节的权责边界。有学者认为，不应将决策责任归因于单一主体(包括机器)，而应构建分布式责任体系。原始数据集的质量把控、算法结果的有效性验证等核心环节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在实践层面，责任归属的模糊性已引发信任危机。有调查显示，63．7%的受访学生担忧在使用AI心理咨询服务后，若出现负面后果将面临“问责无门”的困境，这种风险感知直接降低了技术接受度。
2．隐私保护风险
保密原则既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学生能够敞开心扉、安心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关键保障。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全量数据采集为前提，这种数据依赖特性使隐私保护面临双重挑战。其一，技术应用要求获取学生的生理指标、行为轨迹、社交数据等多模态信息，通过构建“数字孪生画像”来实现精准服务，但过度采集已触及“隐私合理期待”的伦理边界。有研究发现，78%的心理健康类APP存在超出服务必要范围的数据收集行为，包括位置信息、消费记录等高度敏感内容。其二，高校引入的人工智能系统多由第三方企业开发运维，数据存储与处理依赖云端服务器，这种“数据托管”模式使学生隐私暴露于技术漏洞、商业滥用等多重风险中。一旦数据泄露或被非法利用，就可能对学生造成不可逆的心理伤害，将引致严重的伦理风险。
3．知情同意异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教育应用中的知情同意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性与数据应用的扩展性，要求知情同意必须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学生需要不断理解算法原理、数据用途、潜在风险等动态信息。现实困境在于:一方面，算法专业性导致“知情鸿沟”，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复杂模型的决策逻辑;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将人工智能服务作为强制要求，使知情同意行为沦为形式。有研究指出，当社交媒体数据用于心理健康监测时，仅19%的用户能完整理解数据采集的范围与用途，这种“表面同意”本质上是对自主选择权的剥夺。
(二)技术瓶颈: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应用局限
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模型与数据生态的协同适配。当前技术架构中数据采集的局限性、算法运行的偏见性、输出结果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制约其深度应用的技术瓶颈，使其难以完全承载心理健康教育的复杂性与人文性需求。
1．数据采集的表层化，造成深层心理数据的表征偏差
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受限于数据结构的包容性，其对心理状态的解读始终面临“表征偏差”。算法的数据处理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编码系统”，即只有符合预设数据结构的信息才能被存储与分析，而那些难以量化的深层心理特征则被系统性排斥。人工智能对情绪情感的识别多依赖文本语义、语音语调、面部表情等表层数据，而学生即时性的非理性态度、潜意识层面的真实想法等复杂心理状态，难以量化，往往在算法处理中被简化或忽略。训练数据的“群体偏见”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局限，算法训练数据中如果隐含对特定群体(如性别、学段、地域)的刻板印象，生成的模型可能对该群体产生系统性误判。例如，基于城市学生样本训练的心理评估模型，可能无法准确识别农村学生因环境适应引发的心理困扰，导致服务适配性下降。
2．算法运行的功利性，带来偏见传导与“信息茧房”的固化
算法的“功利性导向”使其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偏见传导。算法推荐逻辑本质上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倾向于选择简单适用且能快速达成预设目标的程序。人工智能通过追踪学生网络行为生成的心理特征画像，算法会持续推送同质化的教育内容，学生长期沉浸于算法筛选的同质信息中，导致认知固化与偏差。例如，对存在社交焦虑的学生，若算法持续推送“回避社交”的应对策略，可能强化其对社交场景的负面认知，反而加剧心理困境。
3．输出结果的“幻觉性”，导致复杂心理解读的确定性困境
受训练数据偏差与算法逻辑局限的双重影响，人工智能生成看似逻辑自洽的结论可能与事实或常识相悖，且推理过程越复杂，这种“幻觉”风险越高。例如，人工智能将内向性格误判为社交焦虑障碍，将单次考试应激反应标签为学习障碍，将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行为特征归因为心理异常。过度依赖数据标签可能强化“心理问题数字化分类”的刻板印象。这种因技术缺陷或数据偏差产生的误导性“幻觉”，可能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加剧学生的焦虑心理。人的思想、情感、心态等内在主观世界是无法全部依靠人工智能、算法、数据来解读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性无法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全部的理性保证。
(三)情感疏离:人机交互弱化了心理健康教育情感联结
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强调教师与学生的情感联结。人工智能时代师生互动模式由传统“人－人”直接对话模式变成“人－机－人”的技术中介模式。这一转变对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情感联结产生了潜在冲击。
1．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结
在数智化心理健康教育场景中，互联网终端的教育双方仅传递技术上的“数字符号”和程式化行为安排，双方真实情绪和内在感受被技术屏蔽，导致认知参与，而情感交流的“伪参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中师生之间真挚的情感联结。例如在进行在线心理咨询时，学生通过文字描述自身心理困境，教师依据预设算法识别关键词并按固定流程予以回应，难以捕捉到学生话语背后潜在的细微情绪变化，致使师生互动中的“情感能指”与“心理所指”产生结构性断裂。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说，“人使人生病，人使人好起来”。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结，心理问题的纾解绝非单纯依赖于科学知识库或事实数据的整合，而应充分考虑个体的情绪感受和主观体验。
2．人工智能削弱了学生现实人际联结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重塑了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环境，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场域内实现知识的输出与输入，“在场体验”被技术解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降低，情感联结减少，教育过程的算法化规约引发情感钝化。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机能的形成需要经过“人际－个体内”的双重转化，人际关系管理能力的发展要在真实的人际冲突情境中淬炼。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交往悬浮”状态正在瓦解这一发展机制，其刻意营造的“无菌互动环境”剥夺了学生在人际摩擦中实践成长的机会，学生将人工智能视为“替代性社会支持系统”，从而削弱现实人际联结能力。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化路径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立德树人、润心铸魂的系统工程，其根本目标就是“满足人的合理性需求......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趋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必须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出发点，着重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理想信念、情感需求等问题，注重维护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情绪感受，积极探索教育与技术的协同发展之路，将人的主体能动性与机器的智能优势相结合，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智能生态。
(一)制度建构: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监管体系
技术哲学认为，减少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必须对技术进行必要的监管。在人工智能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背景下，建立健全伦理规范与监管体系，既是防范技术异化的制度保障，也是确保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基础前提。
1．建立人工智能应用的全流程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归属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应优先确立数据信息保护制度，在数据采集的合规性界定、算法决策的透明性审查、应用场景的伦理风险评估等环节，制定标准化操作指南与伦理准则。当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因算法偏见、决策失误导致伦理争议时，需通过规章制度来明确研发主体的技术责任、应用主体的实施责任、管理主体的监督责任，既构建包括损害补救措施、因果追溯机制、责任认定在内的闭环管理机制，也要构建常态化监管评估机制，定期核查制度执行效能，及时纠正技术应用中出现的伦理失范问题。
2．构建适配性技术标准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与隐私保护
在人工智能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时，应根据学生发展的规律和心理特点，构建符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要求的算法规则和智能框架，制定标准化管理流程。在数据安全层面，建立严格的数据访问和使用权限制度。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在遵循伦理和法律准则的前提下，才能获取和处理学生心理健康数据。坚决拒绝未授权访问请求，并配置实时动态监测与异常行为预警系统，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从技术源头有效防范数据泄露、不当使用等伦理风险。
3．强化高校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意识，健全伦理道德规范体系
高校应定期进行数据安全审计和风险评估，通过技术检测与流程审查及时识别潜在安全漏洞。具体而言，需对数据存储、传输、使用等关键环节实施动态加密管理，形成抵御非法入侵的技术屏障，最大限度保障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并配套建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与修复机制。应建立健全数据主体权利保障机制，在采集和使用学生心理健康数据时，需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充分告知学生数据用途、处理方式、潜在影响，并在获得学生明确授权后，方可开展相关操作。学生具有对自身数据的查询权、更正权、删除权，数据使用要严格限制范围，从制度层面防范数据滥用与伦理越界。
(二)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突破技术应用瓶颈
人工智能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必然会涉及个人心理状态等高度敏感和复杂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质量的优劣、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算法模型生成“幻觉性结果”的概率，进而决定学生对人工智能输出结果的信任度。通过技术创新突破现有应用瓶颈，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1．系统提升算法训练的数据质量
高质量数据集是保障人工智能模型效能的基础前提，应通过多渠道采集具有全面性、准确性、代表性的多模态数据，并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控制机制。具体而言，高校可构建规模化心理健康数据库，整合学生自我状态报告、教师观察记录、家长反馈信息等主观数据，依托校园智能传感设备、语音情感分析工具等技术手段，采集学生课堂行为特征、作业文本情感倾向、社交互动模式等客观数据，形成多源异构数据融合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清洗剔除异常值与错误信息，采用标准化标注方法提升数据一致性，并通过预处理技术优化数据结构，为算法模型提供高质量训练素材。这种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精细化处理相结合的模式，能够有效拓展数据覆盖范围、丰富数据集的生态维度，从源头降低因数据偏差导致的模型决策失误风险。
2．重点强化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
应加大算法研发投入力度，优化现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框架，提高人工智能对复杂心理数据的分析和预测精度。例如，开发适配心理健康教育场景的情感计算模型，实现对学生语言特征、面部微表情等多模态数据的精准情绪识别。更为关键的是，需建立跨学科协同研发机制。一方面，吸纳心理健康教育领域专家深度参与算法设计过程，将教育伦理准则与心理发展规律嵌入算法逻辑中;另一方面，构建学生参与式创新体系，通过组织算法测试反馈、应用场景评估等活动，推动算法模型持续优化。通过上述路径，可使人工智能系统的运作逻辑、应用场景边界、功能模块设计等内容可视化，让学生清晰理解系统如何基于输入数据生成结论、不同算法模块的功能定位和结论推导的知识依据，从而增强对技术的理解与信任，提升学生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自我发展的主动性。
3．着力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场景适应性
在算法模型训练阶段，可采用数据增强技术和迁移学习方法，通过模拟数据扰动(如情绪表达强度变异、文本表述风格转换等)增加样本多样性，提升模型对复杂场景的适应力。通过将通用心理模型在特定学校环境或专项心理问题场景中进行参数微调，实现从“通用适配”到“场景特化”的精准迁移。应建立模型动态更新机制，定期将新出现的心理问题案例、前沿心理健康研究成果纳入训练数据集，使模型能够及时响应时代发展带来的心理特征变化。这种动态优化机制不仅能有效减少“幻觉性结果”的生成概率，而且能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广度与实践效度，为教育场景提供更具适应性的技术支撑。
(三)情感重塑:强化人机交互中的情感交互与人文关怀
情感在学生理想信念内化及积极心态养成过程中，发挥着激发、促进、强化的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场域的背景下，如何在“人－机－人”的交互模式中维系并深化情感关怀，已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1．加强教师的情感素养，夯实师生情感联结根基
教师的情感素养是人机交互场景中抵御情感疏离的核心支撑，其内涵不仅包括在人工智能嵌入情境中教师对自身情感的理解、表达与调控能力，也涵盖教师运用技术载体传递情感价值的实践智慧。一方面，教师需提升技术赋能下的情感传递效能。教师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技术将抽象情感体验具象化，通过数智化工具创新情感内容的生产、编码与输出形式，利用智能终端实现精准化情感反馈，在技术框架内搭建情感沟通的有效通道。例如，教师可以运用情感分析工具和学习管理系统等技术，实时监测学生在课堂上的情绪反应，动态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与情感表达方式，更有效地满足学生的情感和学术需求，增加师生互动的精细化。另一方面，教师需以人文关怀弥补技术天然的情感缺陷。教师通过主动增加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在精准对接学生的情感诉求、能力发展需求、意志品质培育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创设高频次、深层次的师生互动场景，增进双方心理亲密感。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智能系统对学生学情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设计个性化情感交互方案，通过每周一次的深度谈心、主题班会等非结构化交互场景，实现对学生精准的情感支持。教师情感素养能力的提升在本质上是教师在技术赋能教育场域实现情感在场的核心保障，是促进人机交互场景中情感支持的关键基础。
2．重塑伦理共同体，实现教师情感素养的实践转化
作为教师情感素养向教育效能转化的核心载体，重塑伦理共同体构成提升学生人际适应能力的关键路径。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将“共同体”界定为人际关系的原初形态，强调其基于相互占有与精神共享的本质特征。这种以“精神联结”为核心的共在性文化场域，既是个体社会化的载体，更是其价值实现的媒介。数智化教育场景中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交互模式，正在重构人际关系形态。教师需具备相关的情感素养，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实践智慧，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支点，重建伦理共识的共情场域。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过程与身体体验紧密关联，为“人文转化”提供了“从数据到体验”的逻辑依据。情感计算理论强调将情感状态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形态，为“数据洞察”提供了技术路径支撑。二者的有机融合，为伦理共同体重塑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教师需依托情感素养中的共情能力与技术应用中的实践智慧，以人工智能为“数据支点”而非“替代载体”，实现“数据洞察－人文转化”的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教师运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客观心理数据(如基于眼动追踪的注意力图谱、基于语音分析的情绪波动曲线、基于社交平台的互动频率矩阵等)，结合自身对学生的情感洞察(如在交流中观察到学生情绪变化及社交回避等)，将数据转化为具有人文关怀的教育情境，这正是教师情感素养外化的核心体现。例如，教师可基于算法对学生心理需求的洞察，在智能终端推送的“社交退缩预警”提示下，结合自身共情能力设计线下情感共鸣小组活动，引导学生分享社交中的困惑，小组成员给予同伴反馈，使学生在倾听与回应中建立精神联结，在人际互动中练习情绪表达，淬炼冲突解决能力与人际协调能力。重塑伦理共同体本质上是教师情感素养向具象教育效能转化的关键路径。其搭建了“技术数据－人文关怀”转化桥梁，提升了学生在虚实交互场景中人际交往的能力，为人机交互的技术框架注入情感维度，使人工智能工具保持了教育效率优势，承载了人文关怀价值，规避了技术异化带来的情感疏离风险，最终实现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场域技术理性与情感感性的深度协同，为智能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质增效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四)协同育人:培育人机协同的智能型心育队伍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角色定位、知识结构、工作范式提出了系统性重构要求。面对教育方式、教育对象、教育载体的深刻变革，亟须培育一支兼具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智能型”心理育人队伍，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智慧化发展提供核心人力支撑，进而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育人生态。
1．转变教育观念，系统培育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是推动人机协同育人的前提条件
心理育人队伍需主动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树立辩证的技术观，既要摒弃对人工智能的乌托邦式幻想，避免将技术神化为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万能工具，也要破除技术拒斥心态，防止简单将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人文属性对立起来。教师应理性接纳技术变革趋势，在肯定人工智能工具价值的基础上，探索其与教育规律的适配性应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需通过系统化培训体系来提升心理育人队伍的人工智能素养。一方面，应着力培养教育者的数据思维能力，使其掌握基于数据模型与算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例如，运用智能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识别学生群体的心理发展规律，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呈现心理健康教育成效。另一方面，需强化技术应用能力的实操训练，使教师能够熟练运用人工智能设备开发多媒体教学资源(如动态心理情景模拟视频、交互式心理测评工具等)，通过多元表征形式丰富教学内容，提升课堂吸引力;借助于智能系统的协同功能优化工作流程，实现心理知识普及、心理健康筛查等常规工作的高效化处理。这种素养培育模式能够推动教师从“技术使用者”向“技术协同者”转型，为人机协同生态的构建奠定人力基础。
2．发挥教师育人主体作用，强化人机协同
育人在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进程中，人机协同的核心在于发挥教师不可替代的育人主体作用。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效的数据处理与信息传播优势，可承担心理知识普及、标准化心理健康筛查、动态危机预警等程序性工作，通过优化教育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借助于个性化推荐算法增强学生学习体验的沉浸感与创造性。心理健康教育本质上是“心与心”的对话，教师的专业素养构成了人机协同的核心支点。教师基于专业训练形成的反思能力、共情能力、教育智慧，能够突破算法框架对教育情境的程式化预设。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教师通过情感共振构建安全的心理场域，消解技术理性带来的符号化认知局限。例如，在智能系统识别出“社交焦虑倾向”的预警后，教师可通过面对面访谈捕捉算法无法解析的微表情与语气变化，进而提供针对性疏导，帮助学生在情感浸润中实现心灵成长。此外，教师以德行引领为内核的价值导向，能够在人机协同中发挥锚定作用，通过柔性引导与心理疏导，将情感关怀融入认知建构过程中，使学生在获得心理支持的同时，发展健全人格与社会适应能力。构建人机协同的心理健康教育新生态，需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驱动，通过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效率与育人温度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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