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行时★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2026-04-08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全国服务业大会4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作总结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服务业的认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
李强指出，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提升服务业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围绕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围绕研发设计专业化、高端化，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围绕生产环节价值提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围绕市场价值实现，着力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水平。
李强强调，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工作，深入把握产业演进趋势，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积极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各部门各地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协调配合，努力探索创新，共同谱写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篇章。
丁薛祥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紧扣扩能提质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重点任务。注重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加强数智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注重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注重民生需要，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注重增强活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扩大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上海市、湖南省有关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吴政隆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2026-04-07 来源：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四所高校根脉相连，今年共同迎来建校130周年，在此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新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分别是1896年成立的南洋公学、北洋铁路官学堂和1909年成立的铁路管理传习所，1921年合并组建为交通大学。近日，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130年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2026-04-08 来源：央视网
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8日上午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党我军是用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加入这个党、这支军队，就要笃信马克思主义，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事业。要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情、建诤言、敢斗争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同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军队各级干部要自觉摆正位置，站稳群众立场，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私心杂念。高级干部要带头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放下官架子、回归革命军人本色，让新风正气在部队更加充盈。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做到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殊，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
习近平指出，我党我军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相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一定能够以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空前团结统一，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主持开班式。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开班式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组织，在全军相关军级以上单位设分会场。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2026-04-10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了郑丽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
习近平对郑丽文率团来访表示欢迎。他指出，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再次会面，对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两岸同胞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这是国共两党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携手合作的动力。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习近平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4点意见。
第一，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国共两党、两岸同胞要站稳民族立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第二，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要守护好、建设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家和万事兴。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我们都欢迎，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决不姑息、决不容忍。国共两党、两岸同胞要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第三，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祖国大陆山河壮美、市场广阔，欢迎台湾同胞常回家看看，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欢迎台湾农渔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国共两党、两岸同胞要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
第四，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振兴中华、国家统一是他的毕生追求。今天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深刻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前途在于强大祖国、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年是大陆“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国共两党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动，团结两岸同胞，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郑丽文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一家人，理应携手推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国共两党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加强政治互信，发挥沟通平台功能，致力维护中华历史、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两岸民间、基层、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青年交流发展，增进人民共同福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主席寄望中美青年
2026-04-11 来源：共青团中央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对两国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希望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中方邀请，历史性地访问中国，中美“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小球转动大球”的创举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不仅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甚至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习近平主席对这段历史佳话有着深刻的论断，“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冰。”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最终沉淀下来的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乒乓外交”的历史证明，中美友好的事业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而青年则是人民友好的未来和希望。
中美青年一代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投身于人民友谊这件大事中去。
“乒乓外交”的成功，其意义在于以体育交流为纽带，推动两国人民在接触互动中增进相互了解，消融隔阂的坚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可促国之信。
新时代的两国青年，更应传承这份精神，通过交流打破偏见和隔阂，建立对彼此正确的认知。无论是球台对垒、赛场切磋，还是文化对话、学术交流，中美青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积累民意基础，为中美友好的大树培土固本。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愿望不会改变，两国青少年相知相亲的情谊不会改变”。
中美两国虽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人民都善良友好、勤劳务实，都爱祖国、爱家庭、爱生活，都对彼此抱有好感和兴趣。正是善意友好的涓滴汇流，让宽广太平洋不再是天堑；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
近年来，从推进“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等倡议，到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数十国公民提供过境免签或单方面免签便利，一个愈发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热情欢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来华感受真实立体的现代中国，结识真诚友好的中国人民，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体悟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诚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上。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一经开启，就不会半途而废。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经风历雨。
此次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期间，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赓续“乒乓外交”精神，新一轮丰富多彩的青少年体育交流，正在为中美人民友好交往注入新的青春活力。
小小银球，见证历史，也照亮未来。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期待两国各界更多人士特别是青年再续“乒乓情缘”，成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推动者，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贡献更大的民间力量。
阿东书记到甘肃调研共青团工作
2026-04-11 来源：共青团中央
4月7日至9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到甘肃调研共青团工作。其间，阿东与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就党建带团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工作进行交流。
调研组走进兰州大学调研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科技创新情况，到陇南了解新兴领域团的建设“两个覆盖”工作，在武都实验中学调研团员发展工作并参加“我心中的‘十五五’”主题团课。阿东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甘肃丰厚红色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青少年学生走好追求政治进步“人生三部曲”。要发挥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等育人功能，引导青年学生奋力投身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要有力有效服务新兴领域青年，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勇于追梦圆梦。
调研组参观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甘肃党的青年运动历史展览，到读者出版集团了解青年文化产品供给情况，在省级青年之家、佛慈1929文创广场同青少年社工、志愿者、创业者作交流。阿东强调，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青少年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入实施“青春年少好读书”阅读行动，建好“青春领读人”队伍，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阅读习惯。要宣传贯彻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落实“支持青年发展”专节及相关政策，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
调研组在团省委机关召开座谈会，同甘肃省部分市县、企业、高校、中学负责同志和团干部作交流。阿东表示，要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意见》，扎实推动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落实。要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动员青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作出青春贡献。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扎实为党做好青年工作。
★学术三江源★
从科层到韧性：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共青团组织力的内涵特征、生成逻辑与提升路径
朱峰 范娟 于裕华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依赖刚性完备的法律和行政体系，更有赖于一系列富有韧性的社会整合与政治吸纳机制。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中，“组织起来”不仅是一项基本实践方法论，更是国家能力得以延伸至社会末梢、实现有效治理的深层制度密码。共青团与其他群团组织一同构成这一制度密码的重要载体。它们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筑起制度化、组织化、体系化的双向通道，将党的政治引领与社会的多元诉求进行有机转换与有效衔接，构成“中国之治”中极具特色的治理景观。对其进行深入学理剖析，是构建中国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先进青年群团组织，被赋予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政治定位。其组织效能尤其是将广大青年有效“组织起来”的能力即共青团组织力，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是否巩固，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力量的动员与整合是否高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青团要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这标志着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组织力被置于夯实基层、深化改革的关键位置，共青团的组织力建设已经成为关乎政党执政、国家治理与青年发展的战略性命题。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域下，系统厘清共青团组织力的核心内涵、生成逻辑与提升路径，不仅是对党中央重大部署的学理回应，更是深入理解“青年强，则国家强”这一历史命题如何在当代治理实践中转化为制度效能的重要切口。经典的国家理论通常将“国家-社会”关系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其中，基于工具理性的科层制被视为现代国家实现理性化、制度化、稳定性、高效率治理的主要组织形式。然而，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治理实践时面临局限：纯粹的科层理性难以充分应对超大规模社会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多样性与快速流动性，其刚性特质在面对社会的柔性需求时，易产生国家悬浮或社会疏离的治理缝隙。鉴于此，研究者关注到政党在超科层治理中的核心角色。与西方国家许多政党作为社会局部利益代表和选举机器的角色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历史担当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它通过严密的组织网络与有效的意识形态引领，深度嵌入并重塑国家与社会，拥有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的超强能力。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共青团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在青年领域的战略性延伸，其组织力正是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向社会领域嵌入、转化并获得社会认同的具体实现形式。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致力于提出一个融合结构性、历史性与过程性的综合分析框架，以回应以下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共青团组织力的本质内涵与时代特征为何？其生成遵从哪些深层逻辑，又是通过何种机制运行并作用于治理实践？本文期望能为新时代共青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参照，并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政治组织如何有效联结国家与社会，从而激发治理活力、巩固治理根基，提供基于青年维度的理论注脚。
一、共青团组织力的概念内涵及其特征
1．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共青团组织力的内涵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系统性工程中，组织化是实现社会整合与有效治理的核心机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重要体现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日益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形式展开，从而将分散的个体纳入有序的政治与社会进程。在此背景下，“组织力”超越单纯的内部管理范畴，成为衡量一个组织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能否有效调度资源、整合意志、实现目标的政治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其纲领性文献中反复强调“提升组织力”的战略意义，将其置于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这深刻揭示了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组织力是党领导下的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在组织层面的微观体现与权力运行的具体形态。它指向一种使组织意志得以贯彻、组织资源得以动员、组织关系得以协调的综合性、结构化影响力。
为构建一个既具有理论清晰度又符合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共青团组织力的概念从广义、中义与狭义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层次进行界定，以避免概念泛化导致的分析失焦，同时防止定义过窄遮蔽现象的丰富性，并明确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观层面。
广义来看，共青团组织力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群团组织的综合能力，可被视为共青团履行其政治与社会职能展现的全部能力的集合，近似于“共青团能力”的同义语，涵盖引领力（理论武装、政治引领、价值塑造）、组织力（体系建构、骨干培育、成员整合）、服务力（服务党政、回应青年、资源链接）以及大局贡献度等多元维度。此界定侧重组织功能的整体呈现，有助于在顶层设计层面把握共青团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关系。然而，其边界过于弥散，广义上的组织力建设几乎等同于共青团改革的全部议程，因此，这一定义不利于对组织力特定实现机制进行精细化的学理探究与因果分析。
中义来看，共青团组织力指向“结构-功能”耦合能力，即共青团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与组织架构，为达成“团结、组织、动员青年”的任务而对组织内外各种要素进行战略性动员、整合与配置，进而形成的一种结构性支配与功能性输出相耦合的复合能力。这一定义聚焦组织本体的行动能力，并可进一步解构为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一是作为硬实力基础的结构性能力，即组织体系自身再生产与维持的能力，主要包括制度规范能力（规则的创设与执行）、规模覆盖能力（拓展组织网络与成员队伍）以及资源发展能力（学习、调适与可持续获取资源的能力）。二是作为软实力输出的功能性能力，即组织向其工作对象和外部环境施加影响、实现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政治嵌入能力（与党政体制的协同联动）、社会渗透能力（对青年群体与新兴领域的有效触及）以及行动动员能力（激发集体行动、实现特定目标的效能）。此中观界定可归纳为资源、制度和关系三个维度，一方面在本体论上明确了组织力作为组织能力与权力关系的辩证统一，避免与引领力、服务力等概念的重叠；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呼应中层理论策略，致力于在宏大的治理叙事与微观的经验事实之间，搭建具有分析力的理论桥梁和可检验的因果机制。它使得对共青团组织力的研究，能够紧扣其组织形态、制度过程与行动效果等可观察、可比较的要素，从而进行扎实的知识生产。
狭义来看，共青团组织力指向具体操作指标，即在最为具体的政策执行与评估层面，共青团组织力时常被简化为某些关键的操作性指标，如指向组织覆盖的广度与密度，包括支部数量、团青比例等，或在特定情境下指向应急响应、常态执行中的动员效能，包括人员召集速度、资源筹集规模等。在此定义下，“组织即动员”—组织力体现在将潜在能量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瞬间—虽便于测量与考核，但失之于片段化，难以捕捉组织力在常态治理中复杂、动态的生成与运行过程。
综上所述，从中观层次界定共青团组织力是严谨学术研究的要求，它使我们能够超越泛泛而谈的整体描述或局限于细节的技术讨论，深入剖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共青团如何通过其组织体系的战略性运作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核心逻辑。
2．从科层治理到韧性治理进程中共青团组织力的主要特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完善，更深刻体现为治理逻辑从依赖刚性科层的控制向强调动态适应的韧性演进。共青团作为兼具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群团组织，其组织力建设鲜明映射并主动契合这一转型。它超越传统科层制的单一权力模式，在属性、结构与功能上呈现复合型特质，使共青团成为国家韧性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有机统一与融通转化的属性特征。共青团的组织力并非纯粹的技术能力，而是受到其根本属性塑造并转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具体能力。政治性确保组织力的灵魂与方向，它要求组织力必须服务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这个政治目标，确保组织动员的终极指向是强化青年的政治引领和政治认同。先进性作为组织力的内核与动能，要求共青团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其在思想、组织和实践上的突击队和先锋力量的姿态，对广大青年形成持续的吸引与感召，这是共青团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群众性是组织力的根基与归宿，它要求组织力的发挥必须深深植根于青年之中，以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组织因内卷化与行政化而脱离青年。这三重属性并不是抽象的，而应通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的“能力三角”实现具体转化与动态平衡。其中，组织力居于枢纽位置，它既是政治性与先进性的载体—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将党的创新理论、先锋力量和生力军标准转化为具体的团员行为规范与集体行动纪律，也是群众性的保障—通过广泛而有效的组织覆盖与联系服务，将分散的青年个体“组织起来”成为治理力量。在此意义上，组织力是引领力与服务力的枢纽，它通过调控组织内部及组织与青年间的关系和链接，将党的政治优势、团的光荣职责与青年的成长需求，整合为统一、协调的治理实践。
第二，科层组织刚性与群团组织韧性复合的制度性结构特征。共青团的组织力首先源于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独特的制度位置，这使其呈现刚柔并济的双重结构特性。一方面，它深度嵌入党和国家的科层体系之中，通过党建带团建等制度化机制化安排，承接并传导政治意志，确保组织行动的政治刚性与权威。这种“刚性”既是其作为政治组织力量的重要保证，也是其动员资源、跨越行政壁垒的结构性优势。另一方面，作为直接面向高度流动、多元分化的青年的群团组织，共青团必须发展出强大的网络韧性。这体现为其组织形态能够根据地缘、学缘、业缘、趣缘、育缘、益缘等各类青年聚集方式进行灵活适配与弹性延伸，从而形成既依托正式建制又超越地理与行政边界的组织网络。这种韧性使其能够在社会急剧变迁中保持对青年的有效联结，缓冲治理压力，避免因青年事务复杂性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共青团的组织力在结构上是一种制度性复合体，其力量既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授权所形成的“稳固桥梁”，也生成于自下而上嵌入社会所编织的“柔韧纽带”。“桥梁”有刚性、理性的一面，“纽带”有柔性、情感性的一面。“纽带”的柔性有助于促进黏合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增强同质性青年群体或青年组织内部的归属和凝聚，并实现同质性青年与党和政府的交融；“桥梁”的刚性有助于促进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从而实现面向异质性青年群体或青年组织、青年与党和政府的桥接。二者共同支撑起党和国家与青年之间双向、稳固且富有弹性的沟通通道。
第三，双向嵌入与多向动员治理耦合的功能特征。共青团组织力发挥作用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双向嵌入国家与社会的独特位置并衍生多向度动员与整合功能，这是其实现韧性治理的重要机制。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与政策传导。通过嵌入党政体制，共青团发挥着将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志、大政方针转化为青年领域具体政策议程与项目、行动的功能。这是政治社会化与政策操作化的过程，确保青年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二是横向平行的组织建设与协同网络构建。在组织内部及其平行关系层面，共青团组织力体现为持续的自我革新、资源整合能力，同时体现为与其他群团组织、团属青年社会组织及青年社会组织、活动式社团、互动式社群等社会力量的协同能力，包括利用数字化工具拓展组织在场的时空维度，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青年工作联盟，从而增强组织自身的适应性与扩展性。三是自下而上的利益汇聚与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嵌入青年社会，共青团承担着利益聚合、诉求表达与政治输送的功能。它将青年个体分散的、感性的需求，经过组织化筛选与整合形成集体性的、理性的政策倡议，并输送到政治系统和治理议程中，实现青年发展议题的公共化与制度化。同时，它将青年的先进力量组织起来，引导青年有序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建设，将青年活力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四，共青团组织力的构成从中央到基层展现出清晰的谱系特征。共青团的组织力并非一个均质、静态的整体，而是一个随着组织层级的权责、资源与任务情境变化而呈现系统性结构分化的权变体系，高层级组织（中央、省级）的组织力侧重宏观的战略性资源运筹、基础性规则供给和高位政治链接，体现为体系建构与政策转化能力。中间层级组织（市、县级）则聚焦项目化资源整合、操作性规则创新与在地化关系网络培育，体现为项目执行与枢纽协同能力。而基层组织（高校、企业、社区等的团支部）的组织力则深刻依赖人格化的情感联结、情境化的活动规则以及对微观社会资本的直接调动，体现为直接动员与社群凝聚能力。这种自上而下从政治与规则优势向关系与情感优势的转变，揭示了共青团组织力内部复杂的构成逻辑。理解这种层级间的权变性分化与能力互补，是消除组织力上热下冷传导阻滞、实现各级组织精准赋能，进而构建上下贯通、富有韧性的整体组织力的前提。
可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共青团组织力具有从传统科层治理向现代韧性治理转型的鲜明特征。它通过刚柔相济的复合结构承载使命，通过“三性”统一的内在属性生成权威，并通过双向嵌入的耦合功能提升治理效能。这种特征的变迁，是共青团适应复杂治理环境、保持自身组织活力和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要求与结果。
二、共青团组织力的生成逻辑
共青团组织力的生成与演变并非单一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深嵌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制度结构中，由观念、历史与政治三重逻辑共同塑造、彼此强化的产物。这三重逻辑构成理解共青团组织力何以形成、特质何以产生的元理论框架。
1．观念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传统“群”文化的价值耦合
共青团组织力的观念根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关于组织群众的核心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群”的治理智慧的创造性相结合，二者共同奠定共青团将青年“组织起来”的合法性与价值导向。
一方面是作为政治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组织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这一论断将组织从一般性社会协作形式，提升为实现阶级解放与政治改造的核心战略性工具。共青团组织力运用的根本使命，正是将最具活力却又相对分散的青年通过政治整合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先锋力量”“突击队”“后备军”。这一理论预设了共青团组织力内在的政治先锋性与纪律战斗性，使其超越一般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承载着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持续输送新鲜血液、巩固执政根基的政治再生产功能。
另一方面是中华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群”伦理与差序秩序智慧。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为特征，个体价值的实现紧密依附于“群”（家族、乡里、国家等）的差序脉络。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逻辑，到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都深刻体现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作为一种核心治理智慧与社会伦理的价值。这种文化心理使中国社会对于组织化、集体化的行动模式具有高度的内在认同。共青团作为党创建领导的群团组织，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其组织力的生成与发挥，契合了这种创建共同体、强调个体在集体关系中实现价值的文化传统，使其群众性特征不仅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更获得了深厚文化伦理支持，促进了政治组织的原则与社会深层心理结构的融合。
因此，共青团组织力生成与运用的观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理论与中国传统群治理念的价值耦合。前者赋予其鲜明的政治灵魂与战斗指向，后者为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基础，二者共同塑造了其组织力建设中“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相统一的独特价值内核。
2．历史逻辑—共青团组织力结构的动态演进
共青团的组织力并非一成不变、静态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历史社会结构之中，并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而不断动态演进的适应性能力体系。基于“资源-规则-关系”三维分析框架检视，其百年演进史是一部核心能力随政治任务、社会条件与青年特质变化而不断进行战略性迭代重组的变迁史，清晰呈现从“革命性整合”“行政化动员”“服务性转换”到“治理性嵌入”的演进逻辑。
一是革命战争时期以信仰资源、纪律规则、纵向链接为基础的革命性整合能力。此阶段组织力的核心功能是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失序的极端情境下，将进步青年迅速整合为高度纪律化的革命政治力量，其能力构成具有鲜明的军事化、集中化与意识形态化导向。1930年团苏区中央局发布《猛烈的扩大红军决议》，要求动员青年“大批大批的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加入红军。1932年苏区团一大决议则着重强调加强红军中的青年团组织建设和青年工作。随后的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团是“党的后备队”，并决定在部队普遍建立对青年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青年队”。因此，当时共青团组织力的资源运筹核心是革命信仰与牺牲精神这一最宝贵的意识形态资源，物质补给高度依赖革命情谊与战时配给。共青团通过组织力塑造了“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事化刚性纪律，确保思想与行动的绝对统一；构建起单向度、强约束的“党-团-青”革命动员链条，服务土地改革、抗日救亡等大规模政治军事动员。此阶段的能力结构高度简化、刚性耦合，为共青团组织力注入了“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政治基因。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单位资源、计划规则、总体性链接为基础的行政化动员能力。随着新中国政权巩固与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共青团组织力的核心功能转向将青年系统性地纳入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能力构成呈现强烈的行政化、计划化与单位化特征，并且在延续政治要求的同时，开始强调工作方法的适应性，要求共青团传承好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注意青年“日常的需要与争斗”，并“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的传统。这标志着组织力建设在保持政治内核的同时开始寻求与建设任务的结合。组织力的资源运筹完全嵌入单位制，依赖行政等级和计划分配获取岗位、荣誉、活动经费等资源；在规则塑造上形成计划性与政治性合一的复合秩序，青年垦荒队等活动严格遵循生产与政治的双重指挥棒；在关系链接上构建了单位制下的总体性依附网络，“党-团-青”链条深度嵌入从机关到公社的每一个行政单元，青年的社会身份与发展机会均与单位绑定。此阶段，“单位-计划-总体性链接”构成稳固三角，组织力的生成从“信仰-纪律”逻辑转向“行政-计划”逻辑，成为一种强大、可预测的行政动员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个体自主性与社会横向联系。
三是改革开放时期以政策-社会资源、项目化规则、服务性链接为基础的服务性转换能力。市场经济改革与社会空间复苏，使传统行政化动员模式面临效能递减的挑战，因此共青团的组织力建设逐渐强化服务性，其目标是增强对流动性和群体分化日益明显的青年的吸引力。以2004年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为标志，共青团明确提出“以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要求巩固传统领域组织建设并大力向社区、“两新”组织等“新的生长点”拓展，构建“基层团委+青年中心”的新型网络。这驱动共青团组织力的构成发生重大转变：资源运筹从单一计划供给，扩展为“希望工程”等政策性资源与社会捐赠、企业赞助等市场社会资源相结合，呈现为可竞争的项目与品牌；在规则塑造上转向项目化与激励性的柔性规则，“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等品牌本质是一套以荣誉和成长激励为核心的可控参与机制；在关系链接上从“组织要求你”转向“组织能满足你”，通过就业培训、创业支持等构建基于实际利益与情感认同的服务性纽带。此阶段，“政策-社会资源、项目化规则、服务性链接”构成新的能力三角，标志着组织力从“行政动员”向“服务吸引”的转型，其内在韧性开始凸显。
四是新时代以来以政治-数字资源、治理性规则、生态化链接为基础的引领嵌入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数智社会的深度发展，要求共青团组织力建设不断强化引领嵌入功能，从服务青年进阶为将青年力量转化成治理效能，并深度嵌入复杂社会生态。2015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从顶层设计上要求“去四化”“强三性”。2019年团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设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确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2022年《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实施纲要》及2024年关于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的新意见则推动组织力建设步入以全涵盖为特征的新阶段，组织力构成由此迈向高阶形态。具体而言，在资源运筹上升级为以政治-数字复合资源为重点，既强化《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赋予的跨部门协调权威，也全力建设“智慧团建”系统，汇聚数据资源并探索将政治信用转化为网络影响力。在规则塑造上转向引领性与协同性并重的治理规则，旨在协调多元主体、引导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通过打造“社区青春行动”等品牌，利用青年汇智团、青年观察员等制度化规则吸纳青年参与共治。在关系链接上着力构建平台化、生态化的立体网络，纵向数字赋能贯通上下层级，横向与平台企业、青年社群建立伙伴关系，对内则向“青年之家”与“网上共青团”汇聚节点。至此，数字资源、治理规则、生态链接构成面向未来的战略性能力体系，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力正融合政治引领、社会协同、数字赋能于一体，实现从服务提供者向治理嵌入者与生态构建者的角色迭代。
综上，共青团组织力的历史演进，是一部核心能力结构随时代命题而动态重构的“适应性创新史”。从“整合”到“动员”，从“服务”到“嵌入”，其能力重心的每一次迁移，都是对“国家-社会-青年”关系深刻变化的战略性回应。
3．政治逻辑—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下的结构性赋能
共青团组织力的现实生成与效能发挥，最终由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所保障和形塑，其中，党管青年与党建带团建构成核心的政治逻辑。这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性定位，更是一个动态的传导与优化过程。从组织力构成的比较视野来看，党的组织力作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整体性能力，其持续的自我革新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引导性、系统性、持续性地促进共青团组织力的现代化演进。正是在此过程中，共青团从党的组织力体系中获得政治赋能，并在青年工作领域实现专业化延伸、精细化展开与操作性落实，从而将党的宏观政治势能有效转化为嵌入、组织、动员青年的具体治理效能。这一角色分工与动态互构，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群团关系的政治智慧与制度优势。
一是党团特殊关系的优势嵌入和结构性定位。与其他群团组织、一般社会组织不同，共青团被深度制度化地整合进党的组织与领导体系。“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的根本定位，以及党建带团建、“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等特殊机制，赋予共青团作为党内非部门化组织机构的独特属性。这使共青团的组织力兼具双重优势：一方面能直接从党的权威与政策演进中，即时获得政治合法性和锚定战略行动方向；另一方面能以群团组织的柔性身份，保持贴近青年的行动弹性，有效规避单一科层逻辑的僵化风险。这一独特位置是共青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结构性前提。
二是依托体制通道持续的资源供给和汲取。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通过干部流动、职能衔接、资源输送等具体安排，为共青团提供了稳定的体制性资源。团干部成为党政干部重要来源的机制，不仅为党输送了政治人才，更内化了党的组织标准与政治文化。承担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协调和督促职能，则赋予共青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明确的“政治—行政接口”角色。这些机制确保共青团能够持续获得政治系统在权威、人力与物质上的支持，为其组织力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
三是平衡政治整合与利益聚合双重张力的功能性锻造。在自上而下的方向上，作为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共青团负责以“青言青语”阐释和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通过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实现政治整合。在自下而上的方向上，作为体制性利益聚合的合法通道，共青团负责收集、筛选并理性表达青年诉求，进而将其输入政策议程。共青团的组织力，正是在有效履行这双重角色、精准平衡政治逻辑与群众逻辑的持续张力中被不断锻造和检验的，从而生成其特有的功能韧性。
四是党的组织力建设对团的组织力建设的同步引领及传导优化。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从制度性传导层面来看，当党强调“大抓基层”、提升组织覆盖力时，会同步驱动并规范共青团的基层团建与组织扩面工作；当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时，会直接传导为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的政治要求与具体部署，推动共青团组织体系的纪律重塑与效能提升。从过程性内化层面看，党的组织建设所探索的新理念、新方法，如智慧党建、党建工作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会通过对标对表、工作部署、干部交流、经验推广等渠道，被共青团吸收、内化并改造为适应青年特点的智慧团建、共青团工作项目化功能化品牌化、基层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等创新实践和方法论升级。从效能性协同层面来看，党的组织力提升旨在增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动员能力，这要求共青团必须同步提升其引领凝聚、组织动员、联系服务青年的效能，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党的组织力建设的每一次深化，客观上都在为共青团组织力设定更高的发展坐标，驱动其不断优化内部结构、创新工作方式，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功能。
可见，共青团组织力生成和运用的政治逻辑，根植于一个从结构嵌入到资源供给、从功能塑造到传导优化的复合型制度生态系统中。观念、历史、政治三重逻辑的交汇，通过这一充满张力的政治力学结构，共同回答了共青团组织力“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在党的引领下持续演进”的问题，成为其运行与提升的深层动力结构。
三、共青团组织力的提升路径
基于“资源-规则-关系”三维耦合框架审视，共青团组织力已超越传统“结构-过程”或“硬件-软件”的静态要素罗列逻辑，从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体现为一种兼具内在统一性与动态过程性的复合型组织能力。其核心要义在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对政治社会资源的战略性运筹、对刚性规范与柔性规则的情境化塑造、对纵横关系的网络化链接，有效实现政治整合、社会动员与政策反馈的综合性实践能力。
1．从存量汲取到跨场域整合，提升政治社会资源运筹能力
资源是组织力赖以存在的物质性与符号性基础，传统的资源观侧重对体制内人、财、物等刚性存量资源的汲取，如团干部编制、团员数量、财政预算、实体化物理空间等资源都是共青团组织力形成的基础。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快速推进，特别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青年高度原子化、颗粒化、流动化的背景下，资源内涵及其运筹逻辑发生深刻变革。共青团的组织力越发体现为一种政治与社会资源的运筹力，即识别、激活、整合与配置散布于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场域中各类有价值要素的能力。此维度的资源是扩展性的，由硬性资源与软性资源共同组成，既包括传统的硬性资源，亦涵盖日益重要的软性资源。一是政治权威资源。这是根本性资源，源自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政治定位，赋予其政治信任、协商渠道等，以及政策倡导、注意力配置、跨部门协调的独特信用与权威。二是数据信息资源。在数智化时代，有关青年群体的动态、诉求、心态、趋势等的精准数据与调查分析，成为与传统组织统计有效互补的珍贵资源。三是社会注意力与文化符号资源。凝聚社会共识的议题设置能力、引领青年风尚的文化创造力，以及“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号”等品牌所承载的积极社会认同，是共青团组织力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四是平台与网络资源。与头部互联网企业、重要行业协会、关键社会组织等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共青团能够接入并利用外部庞大的组织网络与运营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资源的供给方式正从单位制供给向生态化整合转变。在单位制主导时期，资源运筹高度依赖行政分配，表现为对单位体制内青年的覆盖与调配。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共青团逐渐重视向社会筹集资源，资源来源开始多元化。进入新时代，尤其是《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实施以来，资源运筹呈现“战略主导、生态整合”的新特征。在政策上，依托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等机制，共青团将青年事务嵌入政府预算与政策议程，实现行政资源的制度化获取。在实践上，资源运筹从获取、占有资源转向链接、配置资源。例如，“青年之家”不再仅依赖自身建设实体门店，而是通过资源整合将符合条件的社区空间、商业综合体、文创园区等拓展为联建、共建、加盟的门店，同时通过在线上社群中拓展“云店”，物理、关系、虚拟多维空间相结合，使阵地资源实现指数级增长。团组织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企业合作，将企业技术、流量资源转化为服务青年的数字技能培训、创业扶持项目，正是共青团跨场域整合资源的生动体现。
面对数字经济、零工经济、平台就业中去组织化的新兴领域青年群体规模日渐庞大，传统基于单位建制的资源输送日渐低效，共青团的资源运筹必须从行政依赖中脱离出来，将抽象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青年可感、可用的社会资本与发展机会。这意味着共青团需扮演高效的资源转化器角色：将党赋予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青年在求职、信贷、社会融入等方面的信用背书或权益凭证，将分散的青年大数据转化为精准的公共服务产品与政策优化依据，将平台经济的算法逻辑与激励机制逆向用于正向的价值引导与行为塑造。资源运筹的效能不再仅看掌握了多少预算，更取决于能将多少外部社会资源、市场资源通过组织的枢纽节点有效可信地输送并惠及原子化状态的青年个体。
实践表明，共青团在拓展政治社会资源上成效显著，例如，通过智慧团建系统实现了组织数据（数据资源）的精准掌控，通过大规模建设“青年之家”与联系青年社团构建了实体与关系的双重网络（阵地与组织资源），通过专挂兼相结合的干部制度与减上补下的编制改革优化了人力资源（力量资源）的配置。
2．从统一规制到情境协商，提升刚柔规则塑造能力
规则是组织将价值理念转化为稳定秩序、引导成员行为的规范体系。传统的制度能力观强调建立统一、普适、刚性的规章制度以确保纪律严明与行动一致。然而，在价值多元、利益分化、个体权利意识高涨的当下，单一的刚性规则往往遭遇制度空转或引发政策悬浮。因此，共青团组织力必须包含一种更为精妙的刚柔并济的规则塑造力，即根据不同场域、对象与任务，创设和娴熟运用从正式规制到非正式协商的各类规则，以达成合作预期、降低治理成本、激励能动参与。此维度的规则涵盖一个从刚性到柔性的连续统：刚性规则是组织的基础骨架，包括党章团章的规定、政治纪律、组织程序、重大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它们具有强制力、稳定性和清晰的奖惩后果，确保组织的政治方向、基本结构与底线秩序。柔性规则更像是组织的活性软组织，包括特定项目的参与协议、线上社群的自治公约、志愿服务的时间银行积分规则、与合作伙伴的备忘录以及鼓励创新的容错试错机制等，它们更具弹性、协商性和激励性。由此规则塑造力具备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刚性规则确立不可逾越的边界，保证组织的政治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柔性规则提供充满机会的空间，激发组织内外的活力与创造力。两者辩证统一，正如“从严治团”与“活跃组织”并行不悖。
历史上，共青团的工作曾带有较强的活动治理或运动式治理色彩，规则随中心任务的不同而临时性、动员性地确定。改革开放后，组织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被提上日程。进入治理现代化阶段，规则塑造呈现顶层制度化与基层项目化相结合的新格局：在顶层，通过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团员发展规划等将党对青年工作的要求固化为刚性制度；在基层，规则更多以项目制的柔性形式呈现。例如，在社区青春行动中，团组织提供的往往不是一本固定的工作手册，而是一套包含资源包、基础规范、目标框架和评估标准等的项目工具箱，鼓励基层团组织与青年社团在此基础上结合社区实际，协商生成具体的行动方案与分工机制。一些地方基层团组织探索建立的青年观察员、青年治理委员会、青年议事会等制度，其成功关键在于形成了一套吸纳青年代表、协商社区事务、对接行政资源的微议事规则，这正是一种精妙的、情境化的柔性规则创造。
进入后工业特征显著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时代，游离在传统体制内单位以及体制外建制型组织之外的原子化、个体化、颗粒化的青年日益增多，他们对科层制度的疏离感比较强烈，因此，共青团规则塑造能力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为这些“陌生人”提供参与合作的低门槛、高可信度的入场券。这要求规则设计更适合数字化世代、智能化世代的生存形态：一是从命令走向协商，更多采用平等协商、权责对等的协议形式，如与青年自由职业者签订短期、任务明确的“项目参与协议”，明确其权利与激励。二是从复杂走向透明，规则必须简洁易懂、过程透明、结果可期，如将志愿者激励积分规则数字化、可视化，积分可即时兑换，以建立即时信任。三是从迟缓走向敏捷，能够针对网络热点事件、新兴青年圈层文化快速形成临时性行为指引或共识倡议，起到“软法”般的调节作用。共青团在互联网上针对“华服”“动漫”“国潮”“国风”“小红书对账”等青年现象的引导，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青年文化隐性规则的参与塑造。规则塑造力在后工业时代的高阶形态，应当能够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交往提供稳定预期的可信承诺框架和促进协作。
在实践中，共青团在刚柔并济的规则塑造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一方面通过对标定级、集中整顿等手段，强化了组织生活的刚性规范；另一方面通过创新“一专一站两联”等机制，创设了更富弹性的联系服务规则，并通过县域、城市基层等改革试点，为规则的迭代创新提供了制度化试验田。
3．从科层链条到生态网络，提升纵横关系链接能力
关系是组织在行动中构建的权力通道、信任纽带与合作桥梁。传统的嵌入能力与覆盖能力侧重描述共青团在党政科层体系中的纵向结构性位置及其对社会的横向延伸范围。然而，在组织形态网络化、社会联结社群化的今天，静态的位置与范围不足以描述其动态的链接效能。因此，共青团作为关键节点需要提升纵向与横向的关系链接力，主动建构、维系、激活多维关系网络，并促使资源与规则在其中顺畅流动和转化。此维度的组织力包含三种相互交织的关系面向：一是作为纵向关系的“党-团-青”链式链接，这是根本性、保障性的关系轴线，确保政治能量、政策信号与权威资源自上而下地有效传导，以及青年民意自下而上地制度化反馈，其能力大小取决于链条的紧固性与信息保真度。二是作为横向关系的跨部门跨界网络链接，即共青团与其他党政部门、群团组织、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组织、学术机构等建立的制度化或策略性伙伴关系网络。这决定其资源整合的广度与社会协同的效能。三是作为内向关系的与青年个体、青年社会组织的情感及利益链接，即共青团与广大青年，尤其是无组织依托的青年之间建立的直接信任、认同与服务关系。这是组织力的最终落脚点，它超越传统的“组织覆盖”，更侧重情感共鸣、利益关切与价值契合。
历史上，共青团的关系网络高度依赖与党的组织体系同构的科层组织链条；改革开放后，基于青联、学联等扩大团结面，横向关系开始拓展；新时代以来，关系链接力的建设进入主动建构生态新阶段。政策上，“一专一站两联”机制着力打通纵向梗阻、密切内向联系，让代表、委员直接对接青年社群。实践中，链接的重点从把组织建过去转向让关系连起来。一是链接平台，浙江等地团组织与互联网企业党委共建，其并非简单在企业建团，而是共同建立骑手、司机服务驿站与权益保障机制，实质是与平台企业建立治理伙伴关系，进而通过企业链接海量零工青年。二是链接社群，许多基层团干部以网友身份深度融入青年兴趣圈层，不以组织名义强行介入，而是作为有价值的信息提供者、活动协力者等，构建基于趣缘的“弱关系”但高信任度的链接。三是链接场景，在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生活社区、网络云空间等青年生产生活新场景，通过建立青春沙龙、创客空间等非正式枢纽，营造混合型社交与赋能场景，吸引青年自发聚集并形成以团组织为节点的新的关系凝结。
当青年日益生活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和兴趣导向的圈层社群中时，传统的行政化、组织化链接方式效能递减。关系链接力的提升，需要从依赖制度性权威的权力节点，转向依靠提供价值、构建信任的生态圈枢纽。一是链接逻辑的转换，从“我建立一个组织来管理青年”转换为“我提供一个平台或一项服务来连接青年、赋能青年”。二是核心资本的转换，从主要依靠政治权威资本，到更加依赖社会信任资本和文化认同资本。三是网络形态的转换，从清晰的、金字塔式的科层树状网络，向去中心化、多节点的复杂生态网状网络演化。共青团在其中不一定是所有关系的中心，但必须处于资源、信息、信任流动的关键枢纽位置。例如，一个由团组织发起的运营成功的青年创新创业服务综合体，并且链接了投资机构、导师、技术平台、媒体等多方主体，团组织的核心价值在于最初编织了这张信任网络并维护其运行规则，其链接力的强弱直接体现在它能否有效促成网络内各方的合作，从而持续吸引新的节点加入。
实践中，共青团组织体系的链接网络日益致密化，在纵向上，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持续健全；在横向上，实现了向“两企三新”等新兴领域的快速覆盖，社会领域团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在对青年的内向链接上，通过培育青年社团、构建“青年之家”枢纽，实现从组织覆盖到有效联系的深化。
4．共青团组织力的三维耦合与动态生成
资源、规则、关系并非彼此孤立的要素，而是共青团组织力三位一体、耦合共生的核心维度，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实践循环。第一，关系是资源流动与规则运行的通道。没有关系链接尤其是有效的内向关系，再丰富的资源也无法精准送达青年，再完善的规则也无法被认同遵循。例如，与平台企业的横向关系是获取零工青年数据资源（资源运筹）和推行柔性权益保障规则（规则塑造）的前提。第二，规则是保障资源分配与关系运行秩序的框架。没有恰当的规则特别是柔性规则，资源的运筹可能失序，关系的链接可能失范。为网络社群制定的共治公约（规则）既维系了社群的健康关系，也规范了社群内信息、荣誉等无形资源的分配。第三，资源是为规则执行与关系维系提供能量的燃料。没有必要的资源支撑，规则会空洞化，关系也难以持久。政治权威资源赋予规则以力量，数据资源使关系链接更加精准，物质资源为关系互动提供场所和激励。
共青团组织力的实际大小取决于上述三者能否在具体的治理场景中形成良性耦合与协同增强。一个典型案例是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团组织利用其政治权威与政策资源（资源运筹），联合农业部门、高校、企业形成跨界合作网络（关系链接），共同设计了一套包含项目申报、资金匹配、技术指导、荣誉激励等的项目化运作规则（规则塑造）。这套规则吸引返乡青年、大学生等参与（内向关系链接），他们的成功实践反过来为共青团积累新的社会信誉资源（资源再生产），并优化后续的项目规则。反之，若三者脱耦则无法取得如此成效—如只有行政资源注入而无柔性规则和真诚关系，则易导致形式主义和政策悬浮；只有关系热度而无资源支持和规则保障，则难以转化为实质性行动并真正带来改变。
“资源-规则-关系”三维耦合框架并非对“结构-过程”等传统分析视角的简单替代，而是一种理论重构与视角深化。它打破结构与行动、硬件与软件的二元对立，将组织力的生成和运行还原为在特定政治社会场域中动态性、持续性、策略性的实践过程，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和回答一系列共青团深化改革的“时代之问”。共青团为何能在高流动性的后工业社会中保持影响力？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科层组织，而且拥有一张能持续运筹资源、塑造规则、链接关系的生态网络。组织力建设何以缓解覆盖与活力之间的张力？症结可能不在于组织结构不全，而在于关系链接未触及青年真实生活世界，规则设计与青年参与逻辑不匹配，资源转化未能满足不断迭代的青年核心需求。未来提升组织力的方向何在？在于系统提升其跨场域的资源转化力、情境化的规则创新力与生态化的关系建构力，并使三者螺旋上升、紧密耦合。
上述三条路径共同指向一个未来图景—共青团的组织力将日益体现为一种生态构建力：通过链式融入激活政治社会耦合，通过平台化转型夯实服务枢纽，通过数字治理实现精准连接。共青团组织力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在坚守中国青年政治实践主体性的立场下，完成的一次面向复杂性、数智化社会背景下青年的组织范式升级，其趋势是从严密但略显僵化的科层化体系，演进为既有核心主轴又具开放网络，既保持政治定力又富社会活力的韧性化生命体。这一转型的成功，将使共青团从一个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结构严密的“动员体系”，演进为一个能够在后工业社会的流动与混沌中持续创造政治向心力与社会凝聚力的智慧型、韧性化的青年政治组织，不仅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青年领域的落细落实，而且将为“中国之治”青年维度提供稳固有力的支撑。
家庭支持如何赋能青年创业？
——基于大学生创业绩优者的深度访谈证据
祝军 李越华 秦傲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青年：“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青年创业既是将知识储备转化为实践动能、锤炼“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时代品格的成长路径，也是激活科技成果转化、破解“内卷式”竞争、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一项由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开展的针对青年创业者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7000多个青年创业者普遍呈现学历高、启动资金规模小等特征，虽然有超半数青年创业企业存在盈亏波动，但是超7成青年创业者能够在3年内实现盈利。这意味着，青年开展创业活动不仅可以将个人理想融入“国之大者”、实现人生价值，还可以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构建良性就业生态，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与其他青年群体不同，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和商业经验，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呈现知识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和风险耐受度低等特征，受家庭背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目前关于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在个人因素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大学生创业者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如成就需求高、风险承担意愿强、创新精神强、创业自我效能感高等。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McClelland）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创业者的研究发现，高成就需求的个体更有可能追求创业机会，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进而获得成就感。永卡·居罗尔（Yonca Gürol）的研究发现，处于大学时期的个体在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内心对于成就的渴望更为炽热，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在行为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创业倾向。朱文静等人的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即创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创业意愿越强烈。在环境因素方面，外部环境被视为影响个体实际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国家扶持性政策、创业教育、家庭支持等创业环境因素都会对大学生群体的创业意愿和实际创业行为产生促进作用。比如，张会庆等学者通过分析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行为，发现创业教育、家庭支持、扶持政策和创业意向四个维度均对大学生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徐昕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依次下降，且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和实际创业行为的落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交互影响。
进一步来看，在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环境因素中，家庭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表明，父母职业、家庭创业氛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经济状况等因素都被认为与个体的创业意愿和实际创业行为密切相关。在父母的职业类型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上，目前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认为创业型父母会正向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有商业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可以获得更多创业经验传授和资金支持，往往更容易创业成功。如果父母本身是创业者，那么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会更深入地了解创业过程，从小目睹父母为创业付出的努力以及创业带来的成就感，接触到创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容易产生创业意愿。在家庭创业氛围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上，霍华德·E.奥尔德里奇（Howard E.Aldrich）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具有浓厚创业氛围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对创业的积极态度和支持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激发其创业热情。家庭创业氛围越浓厚，子女的创业意愿越强，且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自信和坚持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上，陈立斌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提高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的同时，还通过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两条路径发挥间接驱动作用。但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较大差异。郭璐、谢西金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会负向影响创业意愿，祝军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家庭背景上具有优势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创业的比例反而较少。虽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庭与大学生创业活动之间的可能性影响关系，但是总体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类型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但是对于家庭支持如何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二是在研究样本方面，大部分研究将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和大学生实际的“创业行为”混为一谈，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代替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即使有部分针对大学生创业者的调查，也多为普遍调查数据，缺乏对优秀创业大学生的针对性分析和关键创业行为的观察与描述。三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关于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运用实证回归的方法分析其影响关系。但创业活动是充满能动性的行为，对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深入探析要求研究者尽可能贴近能动主体本身—大学生创业者，以更好地挖掘家庭因素的深层作用效果和细致描绘家庭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对大学生创业者的质性研究还比较缺乏。
创业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商业行为，虽然很多大学生满怀热情投身创业活动，但其中只有少数人坚持到最后，因此那些影响优秀创业大学生创业成就的因素值得关注。本研究以大学生创业绩优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质性探究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大学生创业者如何认知家庭支持在其创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第二，家庭支持对大学生创业的具体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是什么样的？第三，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才能通过家庭赋能进一步优化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更好地助力大学生创业？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著名的创业学研究者蒂蒙斯（Timmons）认为，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为的方式，其核心在于发现和捕捉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进而实现其潜在价值。结合研究对象来看，本文的大学生创业是指大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技能发现并把握机会，通过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形式，以达到创办新企业作为目的的活动过程。
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来解释家庭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影响。社会支持理论是理解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如何获取资源与应对压力的重要理论框架，强调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支持性互动对于个体行为选择与心理状态的积极影响。从结构上看，社会支持依托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弱连带优势”理论强调，来自非亲密关系的异质性信息在资源获取方面具有特殊价值。而大卫·奎克哈特（David Krachhard）等学者则从“强连带优势”出发，指出在不确定与危机环境中，只有基于信任和情感纽带的关系才能提供稳定可靠的支持。在中国情境中，研究者阮曾媛琪发现，面对社会转型与制度性不确定时，“强连带”—尤其是家庭构成的社群支持网络，为行动者提供了情感安全与行为资源，在女性就业、教育适应等议题中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类型有不同划分。汉斯·韦尔（Hans O.F.Veiel）以二元论为基础，从三个维度对社会支持进行了结构性的梳理。在支持内容维度上，他认为社会支持可以分为心理支持与工具性支持，前者侧重于对情绪状态、认知方式的调节，后者则偏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支持时效维度上，可以分为危机支持与日常支持，分别对应缓冲特定压力与提升一般压力承受力；在支持来源与评估维度上，他分别从角色差异与评估测量的侧重方向，对社会支持类型进行了细化。国内学者丘海雄、陈成文等人将社会支持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前者包括来自政府、社区、学校等制度性主体的支持，后者则包括亲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会网络中的支持行为。肖水源则从心理学视角提出，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分别指向支持的客观存在、主观感知与互动使用状况，在评估支持效能方面具有重要启示。谭红霞等学者则聚焦我国新高考改革，将社会支持解构为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体现了问题情境性。参考前人的研究，在本研究语境下，家庭支持特指家庭为大学生创业提供的物质、情感、认知与关系层面的支持总和。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韦尔的“工具性支持-心理支持”二维框架为社会支持研究提供了基础分类，但其主要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未能充分捕捉中国家庭中代际互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中国“家文化”与“差序格局”影响下，代际互动往往表现为家庭传统期待与青年个体志向之间的持续协商与调适，而非单向的支持或阻碍。因此，本研究在韦尔“工具性支持—心理支持”分类基础上融入代际互动视角，以弥补西方社会支持理论对中国家庭“代际责任共同体”特征的忽视，构建更贴合本土情境的分析框架，进而深入探究家庭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
自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研究者先后走访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中关村软件园、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沙河园）、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房山园）等多个大学生创业园区，访谈一线优秀大学生创业者。在园区办公室的支持下，研究者以目的性抽样为原则，在对性别比例、学历结构、专业类别、创业领域和创业时间进行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共访谈来自4个创业园区的11支创业团队的11位优秀大学生创业者。作为入驻创业园运营满1年、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创业赛事奖项、具有新注册企业资质的创业项目，这些受访团队具有较好创新性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具有示范作用和引领推动作用，可视为优秀创业大学生的典型代表（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企业信息经过一定处理）。为保证访谈质量，受访者均为创业公司的核心成员，对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均在2小时以上。研究者对创业者展开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家庭成长环境、创业过程中的家庭支持、代际互动体验、创业认知形成等，旨在深入了解优秀大学生创业者的成长经历、创业动机、创业历程等，从中挖掘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过程与发现
1．资料分析与主题提炼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来自11位创业绩优大学生的深度访谈资料（转录文本约22万字）进行系统分析。分析过程旨在深入挖掘家庭因素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具体表现与内在逻辑，严格遵循弗吉尼亚·布劳恩（Virginia Braun）与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提出的主题分析六阶段框架：熟悉数据、生成初始代码、寻找主题、审查主题、定义与命名主题、撰写报告。
首先，研究者通过反复、沉浸式阅读全部访谈文本获得整体理解并记下关于“家庭影响”的初步印象与思考。随后，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对文本进行逐行语义编码，提取与家庭支持或影响相关的具体陈述，并为这些陈述赋予描述性的初始标签，例如“父母借贷启动资金”“通过父亲朋友获得学校方面资源”“父母鼓励假期社会实践”等，提炼后共产生17个初始代码。
研究者通过不断比较、归并与聚类意义相近的代码，寻找数据中稳定的模式，初步形成多个潜在主题。经过多轮迭代、团队讨论以及与原始资料的反复核对，对潜在主题进行精练、合并与重新界定。结合社会支持理论的功能划分，本研究将心理支持细分为情感性支持与评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指家庭提供的情感温暖、接纳与鼓励，旨在缓解压力、增强归属感与安全感；评价性支持则指家庭在信息、建议、反馈与认知肯定等方面提供的支持，有助于创业者进行自我评估、厘清思路、坚定信念与理性决策。这一划分有助于更精细地揭示家庭在创业者的情感维系与认知建构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最终，提炼出6个稳定、清晰且相互关联的核心主题。进一步分析发现，这6个主题可被整合到一个更具概括性的三维机制框架中，分别对应家庭支持的工具性维度、心理维度及代际互动维度。
2．研究发现
对于大学生创业者而言，家庭并非创业情境中的静态要素，而是凭借一套动态互动机制深度介入并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创业决策过程与创业实践历程，这套机制可归纳为家庭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作为创业项目可行性基础的工具性支持、作为可持续性创业行为内核的心理支持，以及推动创业活动理性化的代际互动。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作用于大学生的创业活动。
（1）家庭的工具性支持是大学生创业者物质与资源的基础保障
工具性支持指家庭为创业行为提供的物质性、关系性与知识性资源，它直接降低了创业的准入门槛与初期不确定性，是创业得以启动和初步开展的先决条件。家庭工具性支持对于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家庭经济资本为创业提供物质支持。家庭经济资本通过多样化的支持方式为大学生创业者构建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体系，包括直接资金支持、资产空间转化、隐形成本分担和间接经济保障等多个方面。首先，家庭直接资金支持构成创业启动的核心要素。部分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通过家庭借贷行为获得原始资金注入，多名受访者（如T1、T6和T7）坦言创业“第一桶金”来自自己的父母，此类代际融资行为显著降低了创业准入门槛。其次，固定资产转化策略进一步体现了家庭支持力度。如T4将客厅空间转化为办公场所，这种空间重构策略有效压缩了创业沉没成本。此外，消费降级也成为部分创业者实现资本积累的隐性支持机制。如T6通过“在家庭生活开支上稍微节约一点”这种自我压缩消费的行为来保障创业活动顺利进行，实质上是家庭经济支持的一种风险分担形态。最后，家庭成员的稳定收入作为间接经济保障成为青年创业者的心理安全网。比如T2虽未将家人收入纳入创业风险评估体系，但其家人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经济收入客观上为其提供了经济缓冲带，这种间接保障机制使创业决策具备更大的容错空间。
二是通过家庭社会网络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大学生创业者通常缺乏社会经验，家族人脉资源和关系网络通过复合型资源传递可以为创业者提供重要支持，具体体现在人脉资源介绍、专业资本转移与现有资源盘活三个核心维度上。首先，在人脉资源介绍方面，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强信任关系能够显著降低创业的初始门槛。创业者可以借助家族成员的社会坐标快速切入商业网络，比如T3就是靠父母的社会资源获得了第一个合作商机。这种由家庭信任背书的资源引荐，成为许多初创企业突破早期资源约束的关键路径。其次，在专业资本传承方面，家庭提供的不仅是人脉，更包括深刻的行业知识与技术洞察，这类资源的代际转移可能形成他人难以复制的竞争壁垒。T4在访谈中表示，“我父亲参加的行业会议，接触到的都是世界顶尖级的专家，这也帮助我从一开始就站到了行业的前沿”。这意味着父辈的专业背景与国际学术资源直接为创业者带来科技先发优势。最后，创业活动常被理解为既有资源整合与变现的过程。T8认为“创业就是将资源盘活变现的过程，家庭累积的资源和个人累积的资源都很关键”。无论是家庭长期累积的资源，还是个人积累的资源，都是创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对家庭既有资源的识别、整合与激活是创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通过家庭文化资本传递与技能培养提升特定人力资本。家庭作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初始场域，可以通过日常教养、知识传授和实践训练，为创业者积淀创业所需的特定技能与素养。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自主决策能力的早期培养、特定专业技能的代际传递，以及实践能力与探索精神的系统塑造三个方面。其一，在自主决策能力的培养上，家庭对个体选择的尊重与支持有助于创业意向的早期形成，如T1认为，父母从小鼓励自己在升学、择业等事项上作出自主选择，为其后续选择创业路径奠定了认知与心理基础。其二，在专业技能的代际传递方面，家庭作为特定知识与能力的初始传授场域，极大提升了创业者的专业素养与就业竞争力。在访谈中，T10谈及在编辑家庭环境中习得的文字处理能力和文学素养，提升了她文字表达方面的竞争力，并成为创业所需的核心素养。其三，在实践能力与探索精神的提升层面，家庭通过鼓励早期社会参与、强调实践导向，可以培养创业所需的执行力与动手能力。如T5从小受到家庭熏陶，被告知“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动手实操能力，把这门学科学好的关键是找好的老师带你”。部分创业者虽非出身商业家庭，但家庭倡导的“探索型教养”对其产生深远影响，如被父母鼓励利用寒暑假去兼职挣钱，这些早期实践经验对创业者的创业选择和创业实践都具有显著影响。
（2）家庭的心理支持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作为内在支撑的动力与韧性
家庭的心理支持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应对外部挑战与内在不确定性的心理资源，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情感性支持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动力与心理韧性。在创业过程中，挫折甚至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青年创业群体面对失败的心理韧性往往较弱，因此家庭情感支持的缓冲作用更加显著。一方面，家庭给予的无条件情感信任有效减少了他们的失败恐惧。即使家长出于理性考量可能对创业存在担忧，但是在情感层面的理解与鼓励，依然为创业者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使其能够保持较高的心理弹性。另一方面，家庭情感支持在实际创业压力的应对中发挥着“情绪避风港”的作用。在资源匮乏、失败概率高的初创阶段，来自父母的接纳与支持能够显著减少创业者的孤立感，并提升其心理恢复力。这个稳定的情感后盾使得创业者即使遭遇挫折，也能较快地调整状态，继续推进创业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支持并非单向索取，创业者也会主动维护这一珍贵的情感源，如T5强调“前提是我们把风险控好，我不希望连累到家人”。总而言之，家庭的情感支持不仅能够缓解创业初期的巨大压力，更有助于创业者形成积极把控风险、应对挫折的心理机制，为其事业的持久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
二是评价性支持影响创业者的商业认知与决策。家庭的评价性支持在大学生创业者的商业认知形成与决策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体现在给予直接的早期商业建议与指导上，而且渗透于创业的日常交流与互动中。在创业建议与指导方面，作为大学生创业者的“首席顾问”，家庭成员会在第一时间为创业者提供建设性的反馈与建议。“我把创业想法告诉家人以后，我们全家会一起讨论项目的可行性，父母会从他们的经验出发，提出一些我未曾考虑到的风险点与改进建议。”（T1）这种集思广益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创业者的决策信息，也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创业过程中，面对不确定性与未知挑战，家庭成员还会通过参与商业讨论与项目规划，帮助创业者完善商业模式与发展策略。“到了第一次创业的后期，我就想着再做点什么，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初步还想做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方向。我父母知道以后特别支持我，他们都很看好信息技术领域，认为市场前景会很好。在二次创业过程中，他们也经常给我分享各个渠道了解到的商业信息，给了我很好的建议。”（T9)
（3）家庭的代际互动推动创业活动的理性化
研究发现，代际互动维度揭示了家庭影响并非单向给予，而是在代际价值观、期望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动态协商过程中实现的，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压力，反而促使创业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审慎。需要说明的是，父母的期望与大学生个体的创业意愿有时并非完全契合，即使在有创业传统的家庭中，代际间对“成功”与“安全”的定义差异，也常常使创业选择成为一个需要协商的问题。这一过程体现了家庭传统期待、个人创业尝试以及能力证明与路径协商的综合博弈。在家庭传统期待方面，父辈对稳定职业路径的偏好会形成一种隐形压力。这种期望差异既源于代际间对“成功”与“安全”的不同理解，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价值风向。例如，T6的父母曾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劝诫其“创业是很艰难的，我们创业的成功，更多是靠时代的红利，而非个人的能力”。但实践中大多创业者都倾向于通过行动和成就向家庭证明自己：“我们家还是比较崇尚大学老师这样的职业，但我偏偏想尝试自己创业，来证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T3）这意味着家庭对传统职业路径的推崇与创业者选择创业的不确定性之间形成潜在张力。不过研究发现，在个人创业尝试阶段，大学生创业者通常会采取务实策略回应家庭关切。比如他们在创业初期会有意识地在家庭可接受的范围内试水，通过“不给家里带来负担”的方式为自己争取空间，在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开展探索，从而在坚持自我志向与顾及家庭感受之间实现初步平衡。在能力证明与路径协商阶段，创业者常常通过可见的成绩争取家庭的信任与支持。他们并非被动接受压力，而是主动沟通，并用商业上的实际表现证明选择的合理性与自己的能力。T6的做法极具代表性，她坦言“我很多次创业基金都是问家人借的，再按照社会贷款利率最高的利息返还他们”。这种将家庭支持转化为常规商业往来并实现双赢的做法，是最有说服力的协商。由此可见，代际张力并非全然是创业的阻碍。恰恰是这种张力，促使创业者进行更审慎的决策，并通过务实的行动与卓越的表现来证明自己，这反而有利于创业项目的长期稳健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家庭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静态资源”向“动态赋能”转化的过程。工具性支持为创业提供了客观的可行性基础，解决了“能否创业”的问题。心理支持则提供了主观的可持续性内核，决定了“能否坚持”的问题。而代际互动是连接家庭供给与个体能动性的动态过程，它将前两者的静态资源转化为创业者审慎的、负责任的行动，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家庭与创业者达成新的理解与平衡，解决“能否稳健发展”的问题。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诠释了大学生创业行为背后深刻的家庭嵌入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虽然发现家庭支持的影响贯穿创业全程，但其作用强度与方式因创业阶段而异。在创业启动与“图生存”阶段，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构成最直接的基础保障与心理安全网。在机会识别与决策环节，家庭的评价性支持与代际互动深刻影响着创业者的认知框架与决策理性。当创业活动进入团队规模化、产品迭代与市场扩张等中后期，企业对于专业管理知识、产业资本、市场渠道等的需求凸显，创业者对高校导师、行业网络、政策平台等外部支持系统的依赖显著增强，但家庭支持并未退场，而是转化为更深层的信任背书与风险共担的稳定器。总体而言，家庭支持网络与学校、同辈、市场等支持网络之间呈现互补与嵌套关系。家庭提供原初的信任基础与风险容忍空间，让创业者拥有敢于探索的底气，而外部系统则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资源与知识。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优秀大学生创业者的深度访谈，揭示了家庭支持赋能大学生创业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并非单一维度的资源供给，而是通过工具性支持、心理支持与代际互动构成的三维系统，深度嵌入大学生创业的全流程。工具性支持为创业提供物质与资源基础，降低初始门槛；心理支持塑造创业韧性与思维模式，提供持久动力；代际互动化解代际认知差异，推动创业决策理性化。三者相互协同，使大学生创业者从“冲动冒险者”转变为“理性探索者”。本研究构建的“工具性支持-心理支持-代际互动”三维模型，丰富了社会支持理论在青年创业领域的应用，为理解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基于以上发现，为更系统、有效地支持青年创业，本研究从政策设计、教育赋能与个体行动三个层面提出建议。
第一，政策制定应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针对性支持，兜底弱势家庭，促进创业起点公平。当前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多聚焦项目孵化、技能培训与融资支持等技术性环节，然而本研究表明，创业行为起初往往根植于创业者的家庭资源基础与社会环境结构。不同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创业起步阶段拥有的资金支持、人脉网络等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起点不平等”直接影响创业的选择空间与成功可能。因此，相关政策应兼顾创业者背后的结构性差异，设计更具包容性的支持措施，提升政策在不同社会背景群体间的可及性、公平性与实际效能。例如，可以设立“大学生创业家庭支持专项基金”，针对低收入家庭、无创业背景家庭的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低息或免息创业贷款、创业启动补贴，以弥补其经济资本的不足；建立大学生家庭资源禀赋评估体系，将家庭社会网络、文化背景等纳入创业扶持评估指标，对缺乏资源支撑的创业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搭建公共资源对接平台（如行业导师库、校企合作渠道），提供替代性资源支持；进一步完善创业风险保障机制，比如联合保险公司推出大学生创业专属保险，覆盖创业失败后的债务缓冲、生活保障等，降低家庭支持的风险成本，减少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第二，高校创业教育应强化家校协同，增强创业教育实效。当前高校创业教育多以封闭的校园为场所，聚焦课程传授、赛事组织与孵化服务，普遍忽视大学生创业者与其原生家庭之间的互动。然而本研究发现，家庭不仅为创业提供情感支持与风险缓冲，更在物质保障、资源嫁接、素养培养、思维形塑等维度深度影响学生的创业认知与行动。因此，高校创业教育应突破“就学生谈创业”的局限，努力构建以家庭为支撑、以学生为中心、以高校为引导的“家庭-创业者-学校”三方协同育人体系。一是建立创业教育的家庭协同机制。高校可在创业课程中设置“家庭创业资源整合”专题课程，引导学生与父母共同梳理家庭资源禀赋、职业传统与认知特质；建立“家长-导师”联动资讯平台，由创业导师向家庭解读行业趋势与学生项目潜力，消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际认知差异。二是强化创业心理支持与能力培养。将家庭情感支持、心理韧性培养纳入创业心理辅导体系，开设“创业压力管理与家庭沟通技巧”等工作坊，提升学生应对挫折、整合情感支持的能力。三是推进创业教育和指导“精准化赋能”。针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分类设计课程，如为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开设“低成本创业实务”，为缺乏人脉资源的学生提供“公共资源对接实训”，为有创业家庭背景的学生开设“理性决策与风险管控”“家族创业”等专题课。
第三，大学生创业者应强化资源整合意识与能力，主动链接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为自身创业寻求更多支持。家庭支持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系统，绝非仅限于启动资金的供给。大学生创业者不应将家庭简单定位为创业的“赞助商”或“拦路虎”，而应将其视作创业生态中的“战略合伙人”。一是深度挖掘家庭现有资源，深入梳理家庭经济资本（如闲置资金、经营场地）、社会网络资本（如亲友行业资源）、文化资本（如家庭职业经验、专业技能）。同时积极主动对接高校、政府、产业园区等外部资源，借助创业赛事、孵化平台、导师指导等公共服务，推动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互补联动、高效整合。二是建立常态化代际沟通机制，主动、定期向家人分享创业愿景、市场研判结论、阶段性成果与风险应对预案，将“单向求助”转变为“双向协商”，增进家人对创业活动的理解与认同。三是探索构建“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家庭协作创业模式，针对家庭提供的资金支持采用“借贷+分红”“股权认购”等方式，推动家庭成员从“被动支持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提升家庭支持的长效性与稳定性。
★新闻风向标★
1．时政一点通：
1．2026年4月5日，中国殡葬网正式上线运行。
2．2026年4月6日，“2026 英超青年杯”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3．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回信。
4．2026年4月8日，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境外国资工作局。
5．2026年4月9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 21 组卫星。
2．国际早班车：
1．2026年4月5日，特朗普向伊朗发出 48 小时最后通牒。
2．2026年4月6日，塞尔维亚境内 “土耳其溪” 俄气管道旁发现强力炸药，欧洲能源安全受威胁。
3．2026年4月7日，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日本放宽武器出口，警惕其再军事化。
4．2026年4月8日，美国、伊朗经巴基斯坦调停，宣布立即停火两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5．2026年4月9日，中国与斯里兰卡警方合作打击跨国电诈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