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行时★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026-05-14 来源：新华社
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2026-05-15 来源：新华社
5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
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
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2026-05-12 来源：新华社
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
拉赫蒙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塔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王小洪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比拉
2026-04-1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
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王毅参加会见。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026-05-11 来源：新华社
5月11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与全球学习者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
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公平性、优质性，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建立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引导善用、防范滥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坚持开放态度和创新精神，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发挥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教育：变革 发展 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与参展组织和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怀进鹏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作主旨演讲
2026-05-12 来源：教育部收藏
5月11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会上作题为《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主旨演讲。
怀进鹏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教育及科技发展，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相互影响。习近平主席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近年来，中国着眼全局、前瞻布局，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启动“人工智能+教育”行动，持续探索、不断迭代，始终坚守教育价值、挖掘科技赋能潜力，坚持以人为本、效果导向、优质公平、开放安全。聚焦教育优质公平，推动有组织、大规模开发精品资源；聚焦人人皆可成才，构建支持自主化、个性化学习环境；聚焦科研创新效能，深化跨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聚焦教育生态构建，推进教育治理、公共服务创新，推动教育向全要素智慧生态转型，迈出坚实步伐。
怀进鹏强调，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投资于人作为最大战略、最为根本的投资，明确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面对世界、科技、社会的变化，教育始终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要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有理想、负责任、能担当；要注重启智增慧，增强学生内驱力、判断力、创造力；要创新科研范式，提升科技原创力、转化率、贡献度；要夯实未来基础，促进教师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
怀进鹏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性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共同把握和应对，更需要在相互信任下合作。在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智能时代教育变革与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更加开放、高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教育共同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坚持开放，共同凝聚智能时代教育变革新共识；二是坚持发展，共同塑造智能时代教育发展新模式；三是坚持共治，共同构建智能时代教育治理新生态。愿与各国并肩同行，坚守教育本质，守住育人初心，共同开创全球教育的壮丽前景，共同书写人类文明与教育进步的全新篇章！
★学术三江源★
国家战略需求视域下“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实践困境及应对策略——基于行动理论的分析
周江林 彭 程 李晨霞
一、引言
国家战略是关于国家发展的系统性总体谋略和整体性实施方略，是国家意志的集中表现和国家利益的行动宣言。在国家管治范围内的社会各主体皆有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责任和义务，高校自然也不例外。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大学想充分认识自己在当今社会中的真正作用和目的，那它就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在高等教育加速迈入社会中心的潮流下，高校因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容易产生较强的知识和人才溢出效应。因此，它们对国家和社会既有用又实用，且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载体。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曾说:“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校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双向赋能关系不断得到强化，两者彼此成全、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耦合机制日渐明朗。高校通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极高的国家认可和社会信任。这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强化高校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政府通过吸引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可以汇集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和高阶的智慧资源，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和社会美誉度。在此方面，美国走在全球前列。如果说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促成曼哈顿计划 (ManhattanProject)，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Texas at Austin) 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使阿波罗计划 (Apollo Program) 变成现实，那么，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更是星球大战计划 (Strategic DefenseInitiative) 的操盘手。
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始于 2015 年的 “双一流” 建设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性支撑，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制度安排。“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头雁队伍，是国家队的代表，其建设水平不仅表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综合实力，也映射出其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贡献程度。然而，“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仍然难掩诸多隐忧。首轮 “双一流” 建设的优势学科与社会需求之间明显呈现极不相称的问题，不少 “双一流” 建设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不充分 / 不担当 / 有差距” 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深究。在我们看来，“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充满活力和个性、丰满的有机体，有内在的行事规则和活动规律。行动理论是研究并解释行动者在一定情境下的行动认知、行动能力、行动策略等规律性的理论。“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行动。“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主体 (即行动者)，国家战略需求是牵引行动主体的行动客体。前者按照后者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动，后者则依赖前者的行动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本文拟引入行动理论对上述现象进行剖析并寻求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国家战略需求视域下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行动意涵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行动有内在的构成要素，且由于行动主体间的异质性，不同的行动呈现出与行动主体相吻合的基本特质。
(一) 行动的核心要素
行动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手段，是具有较强社会化意义的一种活动。人类的行动与动物的行动，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行动并不只是简单的机械运动，还是联结身体活动与人类意识之间的桥梁，是思想的体现、具化和活化。内在的思想通过外显的行动来呈现，且有更强的目的性或理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一书中用理性诠释了人的行动。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 中将人类活动区分为 3 种基本形式：劳动、工作和行动。在她看来，行动不是劳动:“行动的不确定性就是想取消劳动，想把人类事务从它们的脆弱性中拯救出来。” 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者 ——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将社会行动分为理性选择、策略行动、规范引导行动和戏剧性行动等 4 种类型。
尽管对行动本义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哪种定义都有共同的内在规定性，即作为完整的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认知、行动能力和行动策略等核心要素。一个基本的社会化行动是建立在这 3 个基本要素之上的系统性的活动过程。行动认知、行动能力和行动策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缺乏正确的行动认知，即使有高超的行动能力和高效的行动策略，都有可能偏离行动目标。相应的，没有专业的行动能力或科学的行动策略，也会大大降低行动的效率。只有当这 3 个核心要素相互协调、彼此同频时，才能称之为完美的、符合预期的行动。
所谓行动认知是行动者对行动本身的价值意义的理解程度和理想目标的自主设定，比如，是否具备行动条件、行动的目标指向是否清晰等。这与行动的内在理性和目的性要求相一致。行动认知是行动产生的原动力。行动能力是行动者必备且具有专业性的能力，是行动者能否采取具体行动的前提条件。仅有高度的行动认知或行动自觉，缺乏行动所需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也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按照阿伦特的观点，如果行动缺乏创造性，那么就无法改变世界或自己，无异于普通的劳动。这与行动实践性的要求相符合，因为任何美好的想法或意图都需转化为可见、可衡量的行动。行动策略是行动者根据既定的行动目标采取的应对方案，属于路径选择问题，它决定行动效率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坏。因为行动并非按图索骥和一帆风顺，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要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持续性的动态调整。
这与行动的动态性和结果性的内在规定相契合。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有符合该国国情的国家战略。无论国家战略如何变化调整，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始终是高校不变的行动自觉。关于 “双一流” 建设高校为何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问题，当前国内学者对此有高度一致性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教育系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重大使命，是以教育强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担当。”“双一流” 建设是国家的战略需要，所有的 “双一流” 建设高校理应当仁不让，发挥率先垂范引领作用。虽然每一所大学的 “双一流” 建设之路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但是，所有的 “双一流” 建设高校都拥有共同的使命和担当，都有为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责任与义务。“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国家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和严密的行政流程遴选出来的，是国家最高水平的高校联合体，不是一个松散的社会存在。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本质上也是一种汇集全民意志、代表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行动。
其中，行动认知是指 “双一流” 建设高校结合自身的实际对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具象化和目标化理解。行动能力是指 “双一流” 建设高校依托独有的学科资源和人才资源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所表现出来的专业化能力。行动策略是指 “双一流” 建设高校对如何实现既定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目标所制订的实施方案或途径等。
(二)“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行动特质
首先是行动利益的公共性。任何个体或集体的行动背后都是利益驱使的。区别在于这种行动利益是公共性还是利己性。“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高深学问、促进知识生产和集聚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其所开展的行动以非营利性或公共利益为旨趣。此外，“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举办者或出资人是国家，这从根本上决定其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过程中追求的最终利益必须是公共利益。作为高等教育的国家队、改革探索的先行者，“双一流” 建设高校将国家利益作为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化为自觉行为也是情理之中、时代所需。因此，“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自然就烙上公共利益的印记。
其次是行动主体的高端性。“国家战略需求作为一种总体性方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等特征。” 国家战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决定了参与的行动主体要遵循高端性导向。“双一流” 建设高校有多维的基本职能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也不是其唯一的使命。然而，在高端性导向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 “双一流” 建设高校身上，因为其符合高端性的根本要求。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国家战略映射出国家间的无形竞争。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行动主体只有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确保实现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二是具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力。2016 年以来，“双一流” 建设高校培养了全国 “超过 50% 的硕士和 80% 的博士，承担了 90% 以上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任务”。三是具有较高的人才集聚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最终要靠优质的高层次人才。“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高层次人才队伍集聚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撑引领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有研究发现，以 “双一流” 建设高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境外专任教师的总人数呈递增趋势。
最后是行动过程的组织性。不同的集体有各自差异化的行动特点和行动个性。有研究者提出:“认为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 换言之，拥有共同利益并不是集体采取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在共同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还必须有一个可控制的中间变量，这个变量就是组织。因此，组织成为实现集体目标的重要手段或方法。“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有着清晰的组织性。一是有组织地遴选。“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选择的流程而形成的集体，有严格的遴选标准，集体内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也有要遵循的共同制度和规则。二是有组织地实施。例如，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强有力的引导、各省 (市、自治区) 政府的统筹协调、行业企业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以及 “双一流” 建设高校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形成层次分明、各司其职、衔接有序的 “双一流” 建设体系和多元投入、合力支持的建设格局。三是有组织地成效评价。教育部专门开发 “双一流” 建设动态监测系统，及时关注 “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目标的总体进展。2020 年 12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双一流” 建设成效评价办法 (试行)》，在建设周期结束后，组织专家对建设成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三、“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行动困境
行动的实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有对应的边界和无法避免的局限。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双一流” 建设高校难免会在实践中遇到诸多困境。
(一) 行动认知偏离：对国家战略需求存在价值取向分散的现象
担任过威斯康星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校长的范海斯 (Charles R. VanHise) 力推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理念。“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 美国高校正是在这种认识观的指引下，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从根本上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计划，对 “双一流” 建设规律的探索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是，认识论的深化并不必然带来价值论的一致，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亦是如此。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 “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一流建设学科，对为何要推进 “双一流” 建设这个问题的理解各异、认知有别，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譬如，有的高校能敏锐地捕捉到国家战略需求，但是，在参与度和投入度等方面的 “精准化” 色彩较浓，欠缺主动性和能动性。其往往只是完成相关硬性任务，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自我发展方面寻求恰到好处的平衡。有的高校则将进入 “双一流” 建设行列视为获得更多资源、彰显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志，功利心态较强，对国家战略需求缺乏深入的理解。有的高校虽然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不会主动对标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面对上述现象，有学者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高校偏好学术论文发表和各种排名，对那些需要解决的 “卡脖子” 问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甚至还有极少数高校并不理解 “双一流” 建设的真正意义，对国家战略需求把握不准确，不知如何主动应对，更不知从何处发力。
价值观是行动认知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行动。对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观差异，反映出 “双一流” 建设高校对国家战略需求的行动认知存在偏离，从而表现出或敷衍或逃避或投机或懵懂的心态，未形成全国 “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一盘棋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 “双一流” 建设的初心使命，对国家战略的整体落实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 行动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本领尚需全面增强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既要以正确的行动认知为基础，又要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作为支撑。“双一流” 建设高校由于在综合实力和学科特色方面有相对优势，率先肩负或承担了相对较多的国家战略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拥有一定的实力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事实上，由于其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国家对他们的期望值相对较高，对其行动能力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这需要 “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一流建设学科勇敢地走出舒适区。然而，不少 “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一流建设学科仍然深陷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现实行动困境。譬如，在支撑高水平科技自力自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但是，普遍的共识是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还有待增强。“基础研究路径不清晰、方向不明确、成本高、失败率高、效率低等固有弊端仍未得到有效改变。” 从 “0” 到 “1” 的革命性、颠覆式的重大创新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的重大原始创新能力依然薄弱。”
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构想，但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还需持续提升。例如，在全球最具学术影响力的 10 万名学者中，受聘于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不足 5000 人。再如，在来华留学生方面，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但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优质生源比例不足，建设高校对国外优秀学生的吸引力有限”。
(三) 行动策略迷茫：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效能仍需加快提升
行动策略本质上是方法论范畴。“双一流” 建设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难免会遇到深水区甚至无人区，会碰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更要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
2025 年 12 月 22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显示，“2021—2025 年统筹一般公共预算等累计安排 1810 亿元，带动地方财政投入超过 1100 亿元”，用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换言之，在第二轮 “双一流” 建设周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于 “双一流” 建设的财政投入经费超过 3900 亿元。如果按 500 个一流建设学科累计建设 5 年来计算，平均每年每个一流建设学科的经费投入近 1.6 亿元。在首轮建设周期中，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投入 “双一流” 建设的经费约为 3500 亿元。然而，在如此大规模投入的背景下，首轮建设周期结束后，仍然还有 16 个一流建设学科受到警示，投入产出比未达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预期。这说明 “双一流” 建设的效能并未得到较好的展现，学科建设范式有待深入变革。
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策略方面，国家寄希望于一流建设学科将更多的实力尽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也是社会各界公认的观点。“由于受‘五唯’倾向的影响，我国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痛点。” 重论文发表轻成果转化的窠臼还未打破，从学科发展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也存在 “最后一公里” 现象。企业与高校产学研技术成交额占比较小，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内部的创新潜力没有得到完全释放。相关研究表明:“与发达国家 50%—70% 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比，我国目前仅在 30% 左右。”
在人才培养策略方面，我们正处于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渴求人才的历史时代，但 “双一流” 建设高校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学者调查了 10 所 “双一流” 建设高校，发现在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中鲜见教学要素的内容，甚至还有一半的高校未提及 “教书育人” 的相关目标。“强基计划” 以及 “少年班” 等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有效回应社会和家长的质疑，“钱学森之问” 仍然未获得切实有效的解答。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实践需要的工程硕士和博士难以破解高校与企业 “两张皮” 的现象，存在 “高校的市场意识具有滞后性、对接上存在‘不足’和‘不对路’、评价标准上偏离‘职业’要求” 等问题。
四、推动 “双一流” 建设高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应对策略
国家战略需求是系统全面、多维分层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有诸多方案，但是，基于行动理论的框架，宜侧重于以下几个角度。
(一) 重塑行动认知，摆脱舒适区心态
舒适区由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教授迪奇 (Noel M. Tichy) 提出。他认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分为 3 个区，即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在舒适区，人类没有任何障碍，可以放松地处理各种事情，处于一个完全舒适的心理状态和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在 “双一流” 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相比 “211 工程” 和 “985 工程”，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有新的调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的支撑，更加需要 “双一流” 建设强调突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导向。然而，对学术追求的行为惯性和思维惰性难以使 “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一流建设学科跳出舒适区，主动迎合国家战略需求。这给外界造成一种错觉，即有没有 “双一流” 建设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差异，用人单位也还在强调突出 “211 工程” 和 “985 工程” 的传统观念。为此，我们迫切需要重塑行动认知，从控制规模和动态调整两个维度着手，促使 “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一流建设学科摆脱舒适区心态。
首先，合理有效控制规模。集体行动理论认为，行动的产生跟集团的规模大小有必然的关系。一般而言，小规模的集体由于能更好地促进个体间的交流，容易形成共同利益，也更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由于国家战略本身具有一定的涉密性和高端性等属性，有资格参与并发挥实际作用的群体范围一般不会很大。规模过大反而带来认知的偏离，难以达成共识。合理控制规模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有数据显示，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为 7.02%。目前，中国有 147 所 “双一流” 建设高校，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 5.3%，已接近美国的水平。从学科覆盖面而言，中国已接近全覆盖的状态。2022 年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共有 117 个一级学科，而目前共有 433 个学科点进入建设范围 (不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设一流建设学科)，累计归属于 104 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覆盖率接近 90%。此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经济学家鲍莫尔 (William Baumol) 提出的 “成本病” 理论，高等教育的办学成本会随着技术升级和人才集聚而不断攀升。这意味着，如果不合理控制 “双一流” 建设规模，把握好适度扩容的节奏，那么，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成本会相应增加。在投入增长有限的预期下，“双一流” 建设高校或一流建设学科的规模如果过于庞大，将会降低经费配置的使用效益。这不利于发挥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激励效应和社会效益，还容易诱致部分高校不顾自身办学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盲目跟风，从而难以真正达到预期的建设目标，并因此产生行动困境。合理控制规模与适度扩容的政策安排并不冲突，只是两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有异。前者更侧重于约束的导向，后者则偏重激励引导。但是，两者最终的目的指向是一致的，即不能无限扩大规模，必须要将规模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的第六条也明文规定，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其次，激活动态调整机制。单纯控制规模不利于那些真正有实力、有特色且致力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校或学科的加盟。这就需要加快激活 “双一流” 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来说，动态调整是政府激励高校参与服务国家战略的有效手段。例如，德国第二轮精英大学计划受资助的高校数虽然比第一轮仅增加两所，但是，有 3 所高校被淘汰，即哥廷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弗莱堡大学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和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被淘汰的高校数多于净增高校数，受资助的高校替换率 (被淘汰的高校数与第一轮受资助高校数之比) 高达 1/3。中国在 2017 年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第二十一条中明确提出:“建设过程中，对于出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一流建设学科，调整出建设范围。” 截至目前，仍未有建设高校或一流建设学科退出建设范畴，动态调整机制的真正实施尚差 “最后一公里”。
合理控制规模与动态调整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规模适度、有进有出的建设模式可以保障 “双一流” 建设始终充满动力和活力，使 “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过程中扮演做大共同利益的生产者，而不应成为现有共同利益的分利者。从而，凝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磅礴力量，并在集体内部达成广泛深入的共识，为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二) 强化行动能力，突破创新者窘境
1997 年，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教授克里斯坦森 (Clayton M. Christensen) 出版《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他通过分析移动硬盘、挖掘机和钢铁等产业发展演进的案例，概括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即成功企业因路径依赖错失颠覆性创新机会。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过度依赖现有的核心能力可能会导致战略视野变得狭窄，从而故步自封，错失进一步创新的机遇，使企业逐渐走向衰落。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中国 “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挑战，还需持续强化行动能力，突破创新者窘境。在我们看来，要改变行动能力范式、突破窘境，关键在于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专家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认为，自主治理是与国家、市场并存的一种治理形式，也是有效解决行动困境的重要制度供给。
“没有一流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于空话。” 中国 “双一流” 建设伊始就已初步树立自主治理的理念，如在首轮建设周期中，有不少高校自主设定了一流建设学科。同时，在一流建设学科的名称方面也不限定于既有的学科专业目录范畴，一流建设学科名称可谓多种多样：既有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内的，也有学校自报的学科群，还有与基本科学指标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英文简称 ESI) 或夸夸雷利・西蒙兹 (Quacquarelli Symonds) 相同的学科名称。在进入第二轮建设周期时，虽然国家在一流建设学科名称上有严格的规范，但赋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完全自主确定一流建设学科的权力。国家在推进一流培优计划中也采用 “举手” 模式允许高校自荐，推荐本校最有实力的学科参与竞争。
事实上，通过给予学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是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有机融合的交汇点，不仅不会偏离国家既定战略，而且还会促进和提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还需要继续扩大 “双一流” 建设高校自主治理的高校数量和权力范围。一方面以每个建设周期考核的结果为参考依据，探索用绩效换自主的模式。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自主确定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数量。对于建设成效显著的 “双一流” 建设高校，允许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自主确定一流建设学科、方向、领域或学科群。另一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教育大法为依据，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这根主线，聚焦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等领域，深入研究 “双一流” 建设授权的边界、责任和义务，探索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地方政府与 “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资源配置权、技术路线权、考核评价权、人事制度改革权和对外交流合作权等方面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关系。
(三) 优化行动策略，破除结构性社会效应
结构性社会效应是由行动策略失灵引发的资源错配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等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的这一类社会现象。在 “双一流” 建设过程中，“双一流” 建设高校往往在行动策略方面存在一定偏差，因此需加快破除结构性社会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是积极推进分类发展。分类发展是充分尊重个体发展差异、激发个体发展活力的一种思路。推进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曾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等重要文件，也是最近十多年来教育部和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施政的工作重点。“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设计主要依据高校的行政归属和发展水平分层。” 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储备的资源、支撑的能级等方面各有差异，且与其所在区域的历史传统有紧密的关联。相应的，一流建设学科的布局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别。基于上述现实，要按区域或学科分类推进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探索分区域推进一流建设学科的新模式，致力于打造区域性的世界一流高校群体。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同时，在上述 3 个地区适时建设区域性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另一方面，可以从纵向的角度，以一流建设学科和其服务的国家战略为标准，按照学科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的思路，依托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模式，瞄准科技前沿，超前布局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推进学科资源的集聚与共享，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计算、深海深地深空、储能技术、未来核技术等领域精心打造若干个一流建设学科，引领原创性科研攻关。
二是加快评价制度改革。教育要发展，评价是关键。评价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有什么样的评价，就有什么样的 “双一流” 建设高校及相应的服务国家战略水平。21 世纪初就有高校意识到，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评估机构过于依赖论文数、项目数、经费数、学生规模以及招生数等定量数据对高校的评价，而忽视了高校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的实际贡献。尽管这种现象目前已有较大改观，在 “双一流” 建设监测指标体系和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已经增加了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内容，然而，无论是在评价主体方面，还是在评价方式、评价周期以及评价结果的使用方面，尚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为此，要深入推进 “双一流” 建设评价改革。一方面可以丰富评价的主体，积极吸纳相关中央部委、对接的行业企业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评价。在 “双一流” 建设高校内部充分发挥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的作用，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探索构建国际化评价、市场化评价以及社会化评价相结合的模式。另一方面要根据中央的要求，梳理形成国家战略需求清单，并将清单的要求细化为 “双一流” 建设监测和成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还要强化评价结果的使用，探索与建设经费的配置和领导干部的考核等进行有机的关联。
分类发展与评价改革不是彼此对立的。通过评价改革来促进分类发展，基于分类发展来推进评价改革是双向奔赴、彼此赋能的关系，这是两者关系的内在逻辑。正确实施分类发展，有效推进评价改革将会有助于引导 “双一流” 建设高校提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效率和效益。
五、结语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在其名著《现代大学论》中说:“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双一流” 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高校与国家战略关系的深化理解和实践运用，对解决 “双一流” 建设高校自身发展困扰、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对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通过借助行动理论剖析 “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不足。客观地说，影响 “双一流” 建设高校行动的因素是复杂易变的，本文仅从宏观层面提出3个可能的影响因素，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或验证，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郑长青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25年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进一步要求“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斗力量”。学界已从道德教育、跨学科下爱国教育资源整合、数字化下校园爱国主义教育评价体系、教育强国建设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创新、隐性课程下校园文化的育人价值、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校本化开发与实践、跨域协同下校园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路径、数字化赋能校园隐性德育等方面初步界定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内涵，探讨了校史馆、红色社团等单一资源的运用价值，但仍存在资源挖掘缺乏全域视角、实践路径与数字化时代脱节、保障机制研究流于宏观等问题。因此，对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行进一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考察
当前，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
1. 具象化开发物质空间类资源
多数学校普遍依托物理空间具象化开发物质空间类资源，通过场景化的改造实现教育渗透，将爱国主义精神、革命文化、民族精神等抽象内核借助校园建筑、景观、场馆等可触摸的物质载体转化为显性场景，构建浸润式的育人场域，促使学生在日常活动中通过视觉感知、互动体验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熏陶，实现空间即教材的隐性教育价值。具象化开发物质空间类资源一般有两类模式，即主题场馆按学段分层设计红色空间，以及景观节点符号植入，在公共空间嵌入爱国元素。
2. 沉浸式运用活动载体类资源
沉浸式运用活动载体类资源同样是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途径。通过体验式活动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确保爱国情怀从抽象概念转变为可感体验，包括红色基因活化、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场景渗透。亲身体验能够有效突破课堂说教的局限，激活学生内心的共情与崇敬，更为重要的是，情感共鸣会促使学生的爱国潜意识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自觉，能够将爱国情感内化为刻苦学习、担当奉献的持续性内生动力。
3. 协同化拓展跨域延伸类资源
校地、家校协同拓展跨域延伸类资源，突破单一教育场景局限，将爱国主义精神与学科知识、地域文化、社会资源进行同化融合，借助跨学科、跨空间、跨主体延伸，促进学生在浸润式体验中自然内化家国情怀。具体的实施方式一般是学科跨域融合、空间跨域延伸、主体跨域联动。
二、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问题审视
尽管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从效能导向研究视角来看，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1. 资源挖掘的系统性和均衡性不够充分
（1）内容整合存在跨学科协同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目前，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挖掘与内容整合存在跨学科协同机制的结构性缺失的问题。一是资源挖掘的学科割裂化导致整合范围较窄，跨学科统筹机制缺位，协同动力不足，即缺乏校级层面的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跨学科统筹机构，尚未构建统一的资源整合规划与实施细则，现有教学评价体系缺乏对跨学科协同开发资源的激励政策。二是资源整合的协同碎片化导致转化效能较弱，缺乏跨学科资源共享平台，致使各学科教育资源处在封闭状态。
（2）学段适配性存在认知规律与资源供给的错配小学阶段应以具象思维为主，但资源多为抽象理论表述；初中应是抽象思维萌芽期，而资源供给或者停留在小学的浅层次体验，或者跳跃到高中的思辨高度。深层原因是资源开发未充分结合认知规律、师资能力不足和评价体系单向化。
2. 实施运用的协同性与创新性欠缺
（1）跨学科融合表现为形式叠加而非有机渗透
目前多数的融合停留在“学科+爱国标签”的浅层嫁接，没有把文本中的家国情怀与学生的现实认知相勾连；实验课堂有“爱国主题实验”的尝试，但存在只是实验任务后附加“为国家科技事业做贡献”的口号，既没有结合学科领域的科技报国史，也没有挖掘实验原理背后的科研工作者爱国担当。这导致学生将爱国主义教育视为“课外附加题”，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2）空间利用呈现形式化不足
校园爱国空间普遍重建设而轻运营，各学段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静态化空间教育资源供给结构性断裂，学段适配性错配在认知发展梯度上呈现出明显分化的趋势。如目前小学阶段校园爱国空间多以抽象化标语、静态化展板作为呈现载体，同时在跨学段层面，资源内容更多呈现重复冗余和衔接缺失并存的问题，爱国主义核心内涵未能随学段提升形成螺旋式递进的内容体系，而空间展示的静态固化特征则进一步加剧了适配性失衡。深层原因是资源开发的一体化育人意识缺位，即未能根据各学段成长规律构建梯度化的空间教育内容体系，资源难以实现动态化适配更新。
3. 保障实施的支撑体系不够健全
（1）师资结构比较单一化
多元主体参与存在制度性障碍，导致思政教师独撑的畸形格局。比如小学阶段是价值观形成关键期，应提供兼具认知深化和情感共鸣的资源，但实际供给通常停留在浅层史实罗列的层面。这一错配的根源是师资结构单一导致的认知把握偏差，即教师的跨学段教育规律研究能力不足，难以满足不同阶段学生的成长需求。
（2）评价体系缺失评价体系缺失
主要呈现出“三重三轻”的失衡特征，即重显性量化指标而轻隐性价值效能、重短期活动成效而轻长期价值转化、重教师主导评价而轻学生主体反馈。深层次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评价机制的偏差。首先，教育评价的功利化导向。隐性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效能具有内隐性、长效性特征，很难进行快速量化呈现，而短期可见的显性指标更易成为评价焦点，形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其次，评价技术具有结构性局限。目前缺乏科学的测量工具和评估模型，很难对情感认同、价值内化等隐性效果实现精准捕捉和客观衡量，从而导致评价标准向显性指标倾斜。最后，评价主体的单一化困境。师资结构单一引发的评价视角局限，再加上多元主体参与评价的制度缺失，导致评价无法全面覆盖教育全过程与各参与方。
三、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优化路径
如前文所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面临资源挖掘的系统性和均衡性不够充分等问题，对此可从构建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全域化资源图谱等维度进行优化。
1. 增强资源挖掘的系统性与均衡性
（1）弥补内容整合方面跨学科协同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首先，构建校级统筹机制，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校级统筹机制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目标协同、组织破壁和激活动力三个维度。第一，目标协同能够有效破解系统耦合失衡。学科壁垒根源在于各子系统目标分化导致的耦合度不足。校级统筹依托锚定隐性爱国主义教育核心目标，将分散的学科育人诉求整合为系统战略，消除学科本位和育人整体的价值偏差。根据系统耦合理论，这种顶层目标校准可以建立子系统间的价值共鸣，推动学科资源开发从无序竞争转向同向发力。第二，组织破壁的价值在于实现重构协同治理架构。通过校级统筹可以建立跨学科战略委员会、柔性教研平台等扁平化架构，打破物理与制度边界，进而建构决策、执行、反馈的闭环机制，以此为学科间知识互补和方法融合提供组织层面的保障。第三，激活动力的目的是消解协同制度缺失。单一学科评价体系导致跨学科动力匮乏，形成系统相悖现象。校级统筹可以将协同贡献纳入考核、设立专项激励、重构评价赋能的制度生态。在这种符合多学科协作中明确角色与利益共享的解决方案，能够推动教师从被动配合转为主动协同。
其次，借助设置主题式内容体系，实现学科间有效联动。在校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中，主题式内容体系是实现学科联动的核心逻辑，主要源于对知识本质、育人规律与系统协同的深层回应。第一，从知识整合的角度来看，人类知识本以混沌整体的形式而存在，学科划分仅是人为的精细化分类。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如民族精神等天然具有跨学科弥散性。主题式体系以核心主题，如民族复兴为锚点，根据知识的关系性属性搭建联结框架。第二，从育人目标的视角来看，核心素养培育要求实现价值认同与能力综合的统一。隐性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质是情感浸润和价值塑造。目前的单一学科很难承载多维育人需求，而主题式体系则是将输出为本的教学范式作为基本导向，将各学科的价值元素纳入统一育人目标。第三，从系统协同的视角而言，跨学科整合的核心是破除跨而不合的壁垒。主题式体系是借助主题统筹实现横向学科协同，深入挖掘不同学科资源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建构目标、内容、评价的闭环系统。
（2）提升学段层面认知规律与资源供给的适配程度
首先，分层设计适配性资源。提升学段层面认知规律与资源供给的适配程度，需要细化分层设计适配性资源。第一，认知发展规律的适配逻辑。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起点与情感模式存在本质差异，这构成分层设计的底层依据。低年级学生以具象思维为主，需要依赖可感知的隐性符号建立情感联结；高年级则进入抽象思维阶段，更能理解制度的内涵与价值逻辑。这种分层贴合“知情意行”的发展序列，符合《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阶段认知目标的差异化要求，能避免资源与认知水平错配导致的教育失效。第二，隐性资源特性的激活机理。隐性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情境性，需通过分层实现精准激活。物质类资源（如校园景观）需按认知层次匹配解读维度，精神类资源（如校史传统）需按成长阶段拆解价值内核。这种设计契合隐性教育浸润式影响的本质。通过资源属性与接收能力的适配，将环境氛围转化为可感知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隐性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第三，育人目标的递进支撑机理。爱国主义教育需实现从情感启蒙到价值认同的阶梯式培养。分层设计使资源体系和基础认知、责任内化、行动自觉的目标层级形成对应，低年级侧重文化符号的情感浸润，高年级则强化制度逻辑的理性认同。这种递进性既落实了思政课一体化育人要求，也符合校园文化建设建项目、创特色、树品牌的发展规律。
其次，创新学段适配的实践路径。创新学段认知规律与资源供给适配的实践路径，是遵循认知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激活资源教育价值的核心纽带，也是落实一体化教育目标的保障机制的重要措施。第一，遵循认知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不同学段学生的思维特质与认知水平存在本质差异，因此，隐性资源的“潜隐性”决定其教育效果依赖受体的主动感知。如果路径脱离学段认知基础，会导致资源与学生理解能力脱节，即低学段很难消化抽象内涵，高学段则对浅层说教比较反感。第二，激活资源教育价值的核心纽带。隐性资源的价值实现具有其很强的情境依赖性，其感染性与长效性需通过适配载体转化。第三，落实一体化教育目标的保障机制。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系统目标，这可以避免学段割裂导致的目标断层，依托纵向衔接的资源开发逻辑使隐性教育与显性课程形成协同，确保家国情怀培育可以贯穿教育全过程。
（3）丰富资源类型，实现传统元素与时代内涵的平衡
首先，重构融通传统积淀与时代内涵的资源体系。一是推进传统元素向时代化转化，充分挖掘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如小学将《小兵张嘎》和新时代少年使命进行结合，设计嘎子精神在当下的主题班会。二是注入地域、时代资源。比如可以借鉴绍兴地域文化活化的做法及经验，小学阶段开发家乡红色地标新故事的资源包，收录老厂房改造科创园等素材。
其次，创新适配学段特点的资源呈现形式。小学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但传统红色资源多数是以文字、图片等形式呈现，很难契合儿童的具象思维与注意力特点。数字化赋能及实践型资源开发的创新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必然选择。数字化赋能传统资源是适配“α时代”认知习惯的核心举措。开发实践型时代资源是落实“知行合一”的核心方式，可以推动学生从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这是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关于强化实践育人要求的具体实践。又如借助动手实践深化对革命文物价值的理解，如无锡小学运用“重走长征路”VR 实践，使学生对长征精神的感悟显著提升。因此，两种创新形式本质上是用科技思维与实践理念激活红色资源，既贴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又回应了新时代“铸魂育人”的使命，进而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力。
2. 提升实施运用的协同性与创新性
（1）增强跨学科的有机融合程度首先，建立破解形式化难题的融合机制。校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还面临碎片化渗透、表面化开展的形式化难题。主题锚点备课制和资源链的构建，正是从机制层面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第一，推行主题锚点备课制是破解学科壁垒难题的关键措施。传统教育中，家国教育主题经常被局限在思政、历史课堂而与其他学科脱节，从而导致教育效果弱化。第二，打造资源链是构建育人闭环的核心保障。国家课程提供政策依据与核心内容，基础链借助学科渗透实现日常浸润。因此，本质上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融合机制，既可以破解学科割裂的形式化难题，又能够构建全程育人的生态。
其次，设计以学科联结为核心的问题驱动内容模块。一是小学具象化融合模块。比如借鉴节气课程知识共生的逻辑，将“袁隆平的稻田”作为主题，如语文课程读《稻穗里的中国梦》、科学课程探究水稻生长条件、数学课程测算亩产增长数据、劳动课程体验插秧，以此形成认知、实践、共情的闭环机制，从而避免出现标签化的嫁接问题。二是中学探究式融合模块。可以用项目模式设计科技报国的问题，即如何用学科知识了解北斗导航、用物理知识分析卫星定位原理、用地理知识讲解导航在国土测绘中的应用、用语文知识撰写《北斗人的追梦故事》，借助这类问题倒逼知识的深度整合。
（2）提升空间利用的多元呈现形式
首先，重构破解静态困境的互动式空间场景。校园隐性爱国教育空间的静态困境，实质是空间作为“符号容器”的单向性与教育对象“意义建构”需求的割裂。因此，重构互动式空间场景，需要将空间属性的动态转化为核心，实现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的升级。第一，空间逻辑重构是破除静态的根基。依据列斐伏尔“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理论，需要打破之前以视觉陈列为主的“空间的表征”模式，转向强调身体参与的“空间实践”，以此消解物理空间的功能边界，将家国主题转化为可介入的空间元素，使空间从展示场变为行动场。这种重构的核心是赋予空间生成性，即让学生的实践行为成为空间意义的组成部分，而非仅接收预设符号。第二，感知维度重构是激活互动的关键。依据具身认知理论，身体感官是知识生产的核心载体。静态空间压抑了多感官的参与可能，而互动式场景则可以借助构建视、听、触的多维感知网络，并依托技术赋能和空间设计，将抽象家国理念转化为可以具体感知的感官体验。这一重构并不是技术元素的机械叠加，而是将身体主体性作为核心，推动技术内嵌于感知过程，恢复身体在空间互动中的中心地位，促使爱国情感从视觉接收深化为身心共鸣。
其次，设计基于联结空间与情感的沉浸式活动。在隐性爱国主义教育中，空间多数会成为静态符号的载体，情感则更容易面临被动灌输的难题。基于联结空间与情感的沉浸式活动设计，需要将空间激活情感、情感反哺空间意义作为核心以实现深度浸润。第一，空间叙事的情感化编码是设计根基。根据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理论，空间的价值是其承载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对此，活动设计应打破空间元素的孤立陈列，将家国主题转化为可体验的叙事线索，即依托解构空间的物理属性如建筑肌理、景观布局等，深度植入具有情感张力的家国符号，使空间从物理容器升级为叙事场域。这种编码核心是建立空间符号与情感记忆的对应关系，为沉浸式体验奠定意义基础。第二，身体介入的具身化设计是联结关键。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感官是情感生成的中心媒介，静态活动正好压抑了身体的主体性。故而，沉浸式活动应构建身体到空间再到情感的互动链条，设计需要身体参与的任务环节，进一步激活“视—听—动”的感官协同。这一设计不仅是身体动作的单纯叠加，而且是让身体成为意义感知的中介，即借助空间中的身体实践将抽象的家国理念转化为具象的身体体验，推动情感从认知层面下沉到身心共鸣层面，以此恢复身体在情感建构中的核心地位。
（3）推进数字化运用的现代化水平首先，打造主题化资源库。在校级数字爱国教育资源中，打造主题化资源库实际是依托资源的系统化整合和精准化供给，破解隐性教育中资源碎片化使用、同质化呈现的困境。对此，需要构建按需取用、深度渗透的资源支撑体系。第一，建立校级数字资源需遵循整合、联动、智能的架构逻辑。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应根据分布式资源整合理论，打破学校各部门，如教务、德育的资源壁垒，建立统一的资源分类标准，实现分散的文本、音视频、课程设计等资源由物理集中到逻辑关联的转化。第二，开发适配性微资源包需立足颗粒化、多模态、情境化的设计理念原则。根据认知负荷理论，颗粒化设计需将复杂的爱国教育内容拆解为轻量化知识单元，满足课堂碎片化渗透、课后自主学习等多元场景需求。多模态呈现则是按照多元智能理论，突破单一文字形式，融入红色故事播客、可视化图表等形式，并调动多感官体验强化隐性渗透效果，以满足不同学习风格的需求。情境化设计应聚焦教育场景逻辑，将资源与学科教学环节，如课前导入、课堂讨论、校园生活场景进等行深度绑定，推动爱国元素自然融入具体场景，从而实现资源、场景、情感的有机联结。
其次，构建以筑牢技术育人根基为前提的保障机制。这样可以借助系统化制度设计解决技术应用和育人目标脱节、能力支撑不足、伦理风险凸显等难题，从而实现技术工具到育人价值的深度统一，为隐性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可持续支撑。第一，顶层设计的靶向性建构是机制的前置基础。根据技术适配性原则，应当建立目标到技术再到场景的匹配标准，明确技术引入需要紧扣隐性教育的浸润性和情感性特征，同时构建跨部门协同架构，以此形成需求研判、技术选型、应用落地的闭环决策链。第二，主体能力的系统化培育是核心支撑。教师作为技术育人的实施主体，其能力结构直接决定机制效能。这可以参照技术赋能下的教师能力模型，构建技术素养、教学融合、数据解读的培养体系。其中，技术素养聚焦教育技术工具的精准应用，教学融合侧重将技术转化为隐性教育载体的设计能力，数据解读则是强调通过学情数据优化情感渗透策略。
3. 健全保障机制的支撑体系
（1）构建跨学科师资协同共同体
构建跨学科师资协同共同体是健全校园文化中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支撑体系的重要方式。以此打破思政课教师专属的认知局限，激活各学科教师的育人潜力，通过学科联动将爱国教育元素自然渗透到教学中，形成思政引领、全科参与的校内合力。一是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学校可以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协同育人工作组，明确思政课教师与各学科教师的职责边界、协作流程及育人目标，将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各学科教学大纲，破除“思政专属”的认知壁垒和制度障碍。二是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可以挖掘爱国教育元素作为主题来搭建跨学科教研平台，定期开展集体备课、主题研讨、教学复盘等活动。三是构建靶向性赋能培训体系。可以针对各学科教师开设爱国教育和学科融合的专题研修，建立思政教师和学科教师的帮扶机制，提升学科教师挖掘与运用隐性爱国教育资源的能力。
（2）健全双向评价激励机制
依托评价反馈到激励导向再到能力提升的闭环机制，可以为健全保障机制的支撑体系提供核心支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评价是师生共建的过程。双向反馈使教师更主动地贴合教育实际需求，确保师资发展与隐性教育目标高度契合。首先，精准适配需求。即借助管理者与教师、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评价，可以明确定位教师的资源挖掘、教学设计等能力短板，以此推动师资培养向隐性教育能力聚焦。其次，优化梯队结构。即将评价结果与激励资源挂钩，激励优秀教师发挥示范作用，同时激励青年教师补足能力弱项，形成老中青衔接的合理梯队。再次，激活内生动力。让教师参与评价标准制定，增强其认同感，激励其主动提升专业素养，实现师资质量的整体跃升。
（3）构建长效追踪机制与多元反馈平台构建长效追踪机制的目的是突破活动结束即评价终止的局限，借助过程性记录与跨期对比，掌握爱国精神从认知到信仰的转化轨迹。多元智能理论认可个体成长的差异性与多元表现，指导追踪指标突破单一化，适配隐性教育的个性化影响特征。而社会学习理论奠定协同追踪基础则认为，个体行为受环境与他人影响。师生、家校的协同追踪能精准捕捉环境对爱国精神转化的作用，保障追踪的全面性与真实性。首先，明确多维度追踪指标。围绕爱国认知深化、情感共鸣强化、行为自觉转化设置核心指标，具体包括课堂反馈、校园实践参与、日常价值表达等场景，形成可量化、可观测的指标体系。其次，搭建数字化追踪载体。依托校园信息平台建立教师与学生专属档案，实时记录隐性教育活动中的参与轨迹、认知反馈及成长变化，通过数据化手段实现跨学期、跨学段的纵向对比。再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汇总追踪数据，分析教育资源开发的适配性与教育效果的延续性，同步优化资源供给与教育方式，从而形成“追踪—分析—优化”的闭环实施机制。
整体来看，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隐性爱国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鲜明的育人价值，其通过浸润式育人的方式突破显性教育的单向灌输局限，并借助校园精神、环境氛围等载体实现价值理念的无声传递，强化学生情感认同与价值内化，为学生家国情怀的长效培育提供稳定文化支撑，是传承红色基因与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因此，对其后续的持续完善可以从通过构建系统整合机制破解资源碎片化、依托深化课程转化路径避免形式化倾向、借助搭建协同生态体系破除孤岛化困境等不同维度破解目前面临的难题。
★新闻风向标★
1．时政一点通：
1．2026年5月11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2．2026年5月12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3．2026年5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
4．2026年5月14日，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5．2026年5月15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2．国际早班车：
1．2026年5月11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2．2026年5月12日，俄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3．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4．2026年5月14日，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拟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5．2026年5月15日，伊拉克新总理宣誓就职。
★青年网络热词集锦★
【奥德赛时期】源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现指当代年轻人在毕业离校到正式成家立业之间的一段漫长过渡阶段。处于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往往半独立半依赖、在社会中漂泊探索、频繁试错、寻找人生方向，充满迷茫与不确定感，像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归乡，精准描述当代青年尚未稳定、仍在赶路的生活状态，成为社交平台上描述年轻群体成长困境的高频热词。
【嘉豪】源自2024年校园短视频，因男生模仿AlanWalker穿黑卫衣、戴黑口罩在教室“虚空打碟”走红，视频误打标签得名“隔壁班嘉豪”。后演变为调侃用力过猛装酷、刻意耍帅、中二又显眼的行为，自带黑色帽衫+黑口罩的经典形象，常见于教室整活、雨中摆拍、游戏里又菜又爱玩等场景，因精准戳中学生与年轻人的日常共鸣，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刷屏并衍生大量二创，成为全网通用的“硬装显眼包”代名词。
【曾经的王 King】全网集体虚构的网红热梗，原型为云南素人王龙（网名龙龙），因照片被用作王者荣耀头像一局被踢13次意外出圈。网友为其编造悲情剧本，设定他是SM练习生、EXO原定第13位成员与核心ACE，后因拒绝资本规则被迫退圈雪藏、资料被全网抹除。伴随AI换脸、P图、二创视频大量传播，形成“曼德拉效应”式玩梗狂欢，成为互联网抽象整活与集体造梗的典型代表，刷屏各大社交平台。
【青梅牛马】由成语“青梅竹马”谐音改编而来，将“竹马”替换为打工人自嘲的“牛马”，是近期职场圈高频热梗。特指第一份工作结识的初代同事，也叫“职场发小”，彼此一起从职场小白摸爬滚打，一起加班、挨骂、摸鱼、兜底，见过对方最青涩笨拙的样子，关系纯粹又铁，没有职场算计，只有同甘共苦的革命友谊，在社交平台被打工人称作职场里最珍贵的神仙情谊。
【见识到自己的厉害了】源自抖音原创文案与配音音频，完整句式为“所有人都在告诉她：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她说：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了”。以反转式表达传递自我肯定、坚韧成长的正向态度，不强调惊天成就，而是肯定平凡日子里扛住压力、突破困境的自己。因精准戳中年轻人自我接纳、拒绝内耗的心态，成为全网高热度励志BGM，被广泛用于成长、逆袭、治愈向视频剪辑，刷屏各大社交平台。
